今天，我們的親戚、朋友還有幫助朵什寺修建的人，以及我們村裡的老年人代表，像李大爺90多歲了都來了，還有幾個老漢臨時有事沒有請來。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年到1978年，我在這個生產隊裡勞動改造。1978年落實政策後我就回到縣上去了。現在，離開家鄉已經38年了，回來第一次和大家團圓，過中秋節。

我們那時候一起勞動的人大部分不在了，現在剩下的不多了。今年回家鄉和大家一起過個中秋節，除了自己的親戚、朋友，還有我的弟子們，以及鄉里的鄉親，我們都是一家人。現在講地球村，何況我們是一個隊，一個大隊，更加不用說就是一家人了。我過去在這裡勞動的時候，我回憶和老一輩，大家是同甘共苦的，共同勞動的，都是留下了美好的回憶。雖然現在老一輩剩的不多了，大多都走了，我希望今天請不到的、見不到的，我希望超度他們！

我們藏傳佛教、大乘佛教是一個教育人人向善的道德教育，人們就像親朋好友一樣地生活在一起，我們沒有敵人，都是朋友，都是親人。過去有的人說，文化大革命鬥了、打了、提了意見的那些人怎麼對待？我們佛教的理念是，再大的仇恨都不能記、不能報；再小的恩情都要記得，就是要抱著這個原則。

我在文化大革命在隊裡受鬥爭，整個公社萬人會上武鬥我， 1968年那次“12級颱風”，這個名詞現在青年人也許不知道。12級颱風就是鬥四類分子的鬥爭大會，叫“文攻武鬥”。那時候，雖然生產隊裡鬥、大隊鬥、公社萬人會上鬥，我當時就想得通，沒有記恨，記仇，這是當時政策問題，不是哪個人和我有仇恨，我們也沒有仇恨。過去沒有仇恨，現在也沒有仇恨。當時的政策就是那樣的，我當時就想得通，白天鬥我的人、提了意見的人，晚上我不分別，仍舊去給他們看病。上下石溝附近，我都看過病扎過針。治病醫德是最主要的，我沒有個人恩仇、個人恩怨，那時大家提意見、鬥或者打，那是當時的社會情況是那樣的，不怪大家，我當時沒有記恨，現在也不記恨。

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很苦。第一個是窮困，第二個沒有文化，第三個是沒有思想。上面說是鬥，你就鬥；上面說是打，你就打。這個是沒有思想的人，這不怪鬥人的、打人的那些人。所以，幾十年過去了，我們應該和和睦睦。人在世上只能活幾十年，應該慈悲、寬容。這次習主席在20國峰會上提倡“寬容”，很多國家都擁護，說這個提法好。過去是鬥爭，動不動就鬥爭，現在要和諧、和睦、和氣。家庭要和睦、社會要和諧、世界要和平，我們佛教就是講的這些道理。

當時，關於人心，我舉個例子。在陽窪，全公社鬥我們兩個典型的四類分子，一個是我，另一個是龍溝的昝家的小伙子，我們兩個在萬人會上被鬥了。鬥得時候不要說多慘，那是看不下去的。後來聽說我們天堂寺的、別處的親戚聽到了，說我在鬥爭會上被打死了。但是，我現在活得好好的。當時，打的時候，我的嘴非常乾渴。我的二弟、三弟、四弟他們背著我回家的。到路上，三道石峽那個地方，有一個泉水，有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婆子在那挑水。我們到井邊準備要一口水喝。我的二弟說，老奶奶，你的勺子借給一下，我們的這個人快不行了，你能不能給口水喝。那個老婆子說：他還喝水，他喝尿去！不給！！說完就把勺子拿走了。我的兄弟只好用手捧著泉水，給我灌了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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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時候一直是兄弟們背著我回來的，因為打得我昏迷不醒，幾乎半死不活。回來的路上到大山懷這個地方時，現在在我們朵什寺看花的老宋爺—--你站起來大家看一下—--那個時候才是個年輕的小伙子，20歲有沒有？我們在路上的時候，他用酒瓶子里拿來了一瓶子白糖水，悄悄給我說，你喝！那瓶子糖水我喝了以後，救了我的命！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

改革開放我恢復了工作以後，我就報答了他的恩；寺院修建的時候，我又給負責修寺院的仁謙說，那個是我的恩人，我的救命恩人，讓他來看一看花，或者守一守寺院。他活著是朵什寺的人；死了，我們要抬埋。

雖然只是給了一瓶子糖水，但是在那種情況下，非常寶貴。所以，我們有恩的不能忘，哪怕小小一點恩情，都不能忘。或大或小的鬥了的、提了意見的，這些人我當時都不記仇，我們佛教的理念上也不能記仇。他們做的事，我能理解，他們在那種情況下所做的一切，也是為了能夠生活在這個土地上。

我沒有仇人，也沒有敵人，大家都是我的親戚朋友、親人。我一輩子是很坎坷的，從前我經常說，我的一輩子啊，我到天堂也走過，地獄也闖過。

1958年前，我們天祝縣，我第一個主張減租減息，第一個相應黨的號召，減租減息，朵什寺是全縣頭一個；第二個，農業合作化我報名。我說，首先我們的朵什寺就要搞合作化。當時在張掖開會的時候，我們以我的名義要求搞合作化，還給毛主席發了電報。第三個，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朵什寺，賣了300擔菜籽，換了3000多大洋，捐獻了“天祝號”的飛機。抗美援朝，整個人民日報都報道了，“天祝號”的飛機抗美援朝到朝鮮戰場去了。

那個時候，上面很看得起我。第一個，天蘭鐵路通車的時候，天祝的唯一一個代表，我去參加了，我是代表天祝縣去參加的；第二個，我是1956年，全國優秀教師代表，參加全國大會的優秀教師代表，現在還有當時那個先進事跡的圖書資料在。

我1956年就是18級的幹部，我們縣委書記都是21、22級，我是廳級待遇。我和甘南的嘉木樣一塊選上的甘肅省民主青年聯合會的副主席。他現在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常委。我為甚麼沒有要呢？1958年以後，我的黨籍、公職都沒有了，以後恢復時，我再也沒有提過。

1956年，毛主席親自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報告的時候，我們縣上只通知我一個人到省上參加會議。我是18級幹部，我們縣上縣委書記、縣長都沒有資格參加，我去參加了。

1954年全國少數民族代表參觀團，我去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第一批少數民族參觀團，這些都是我很紅的時候，在天堂里走的時候。

1957年，兩條道路的鬥爭，反右派，我看了我是教師，政策上少數民族教師不反右。但是，我們一起的很多教師都被打成右派了，好好的一個教師，第二天早上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出現了，就鬥，就打。老實說，我就不想當教師了，就又回到寺院去了。那種情況我看不慣，回到寺院後我就到拉卜楞寺去學經。

1958年平叛的時候，我在拉卜楞寺時，被以天祝的叛亂分子頭子的名義把我從甘南抓了，當時還有三個縣長，托縣長，李縣長、朵縣長，一個正縣長、兩個副縣長，我們四個人，還有天祝礦的礦長，我們五個被定為天祝縣的叛亂頭子，說我是聯絡參謀長，按他們定下的罪名抓了，抓了以後坐了三年半的監獄。天祝當時抓了很多人，抓了上千的人，回來的只有幾十個人，我是回來的其中之一。

回來以後，1962年“蘭州會議”中央在蘭州開會，蘭州會議以後，落實1958年的問題，結果說天祝沒有叛亂。天祝的全部以叛亂名義逮捕的、改造的，全部解放了、平反了。但那時候，回來的人很少，我們只有20多人回來了，別的全部死到監獄里了。

1962年恢復工作，我又到天祝師範去，到天祝中學當老師。1965年參加社教工作組下鄉。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是以“階級異己分子的”名義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遣返本地改造的。1966年到1978年共改造了12年，而且戴了莫名其妙的地主分子的帽子。後來落實政策時，我就向中央申訴，我說，我的年齡土改時沒有18歲，怎麼划成地主分子了？當時地主分子有一個條件，土改的時候，年滿18歲，而且是當家的地主子女，才算地主分子。

當時莫名其妙地給我戴上了十多年地主分子的帽子。後來，我申訴調查的時候，到縣上翻檔案的時候回答說，沒有給我戴地主帽子的，可能是公社戴的；下到公社一查，公社也沒有文件，公社也沒有戴帽子的說法，說是你們縣上給戴的；他們互相扯皮。後來大隊說，我們是按照公社的指示辦的，我們不知道，你們說要按照地主分子對待的。

我說，莫名其妙地，我戴了12年地主分子的帽子。

文化大革命那時候，隊裡老年人知道，年輕人不知道，生產隊裡每天出工的時候，男勞動每天記十分工，女勞動記八分工，我們四類分子是七分工，而且天陰下雨都不放假。晚上貧下中農開會，地主、四類分子子女，半夜三更還要勞動，我是在那種情況下過來的。

所以，我說這個是甚麼意思呢，就是現在的年輕人，社會環境寬松，社會環境好得多了，文化大革命之後三四十年的發展，非常快。那時候，公社里只有一個電話機，公社郵局只有一個電話機。現在，人人都拿上手機了，可想而知，這個發展到甚麼程度了。

我恢復工作的1980年的時候，我記得，縣上縣委一台車、政府一台車、公安局一台車，再沒有小車。現在幾乎人人都坐上小車了，天堂寺農家樂家家戶戶都有小車了，這個是社會發展了。

我為甚麼這樣說呢？我們過去很吃苦，大家能活到現在的好社會里，都不容易。
我們再說到朵什寺的修建的問題。

上面中央的文件，原來藏區的寺院，都可以恢復，我們天祝有14個寺院，加上連城的寺院那些大概有20個寺院，1958年破壞得沒有了。朵什寺1958年到現在，斷絕了這個寺院，1958年沒有了，幾乎是60年間斷了。

我當時恢復寺院的時候，一個是朵什鄉的群眾要求我恢復寺院，現在王金忠、楊家、還有杜家，粗分屬於部落的那些人，都要求恢復朵什寺，因為別的地方都先後恢復了寺院，我們朵什鄉是最後一個恢復寺院的。

當時我不想恢復，原因是甚麼呢？寺院要有信仰基礎。文化大革命不要說了，就是解放以來，一直宣傳把宗教當做一種迷信、封建思想這樣對待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宗教是甚麼？佛教是甚麼？在思想上，很淡泊了，不認識。因此，信仰的人更少了。這個地方原來是藏區，信仰的人很多，家家戶戶都信仰。解放幾十年後，沒有信仰了，這是我不願意恢復寺院的一個理由。

第二個，以前的朵什寺修在寺掌，後來清末同治時候回民反了以後，把原來的寺院燒毀了。後來民國16年修的是窯洞灣的朵什寺。朵什寺在山坡上，以一個寺院的名義，其實只有幾個僧人，我小的時候就在那裡住著。
我在勞動改造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勞動的時候看中了這塊地方，我說將來有一天能恢復寺院的時候，我就必須選擇這塊地方。我的心中早就有打算，條件不成熟，久久不能恢復。後來他們再三說，有些佛弟子、我的弟子，全國各地都幾乎有我的弟子，他們都建議要修這個寺院。最後我接受他們的建議，答應修寺院。

我想修這個寺院的目的，第一個是佛教傳承。佛教是一個向善的教育，大家做善事，不要做壞事，就是這樣的教育。大家年輕人要孝順父母，尊重老人，是這些教育。想恢復佛教的教育傳承，因為文化大革命把人心都搞壞了，與天鬥、與人鬥，說是其樂無窮。人好像變成了野獸一樣，天天鬥、互相鬥，家裡也互相鬥，家裡的金總司、紅三司造反派，不同的造反派在家裡都鬧彆扭。

兒子鬥老子的事情也有。我們縣上的昝書記，昝書記的兒子是一校的紅衛兵的頭頭。有一天昝書記在群眾大會上被鬥了，回來家裡。他剛坐下吃飯的時候，他的兒子領著一幫紅衛兵來到他的院子，喊了幾聲口號後，他的兒子親自把父親從炕上拽下來，說，你還吃飯？！你交代問題！走資派！壞分子！！就這樣說。昝書記去就給學生低頭認罪，大家都提意見鬥爭。鬥完以後昝書記當時說，我永遠不認這個兒子了。後來，平反了，昝書記還是書記，但是這個兒子沒有臉回家了，他至死沒有認這個兒子，這就是把社會搞亂了。現在社會上，打架的、殺人的、放火的，為甚麼這樣亂呢？根子在文化大革命。

我們恢復寺院，就是把人心轉向善的方面。人、家庭、村子、社會都不容易，應該和睦相處、和諧相處。人又不是野獸，經常鬥來鬥去的有甚麼意思？！
這是寺院恢復的一個意思，恢復善的教育、恢復大家的信仰。中國人最可怕的就是沒有信仰，外國人評價中國人，說最可怕的是沒有信仰，沒有信仰就是沒有信譽，你說話人家不相信。

我到深圳去的時候，有個深圳老闆找我想皈依，做我的弟子。我說，你怎麼想皈依佛教呢？他說，我老實給您說，我在美國有公司，在外面經商的時候，沒有信仰的人就做不成商業，人家不相信。所以，必須有信仰。信仰基督教也好，信仰佛教也好，只要有信仰，人家對方就承認、相信。這樣的環境下，很多人為了經商，信仰佛教的也很多。

現在，我們落後的地區不知道，國際上來說，外國人信仰佛教的比中國人多，大城市信仰佛教的人比農村多，高級知識分子、科學家、記者、演員，還有村裡的，文化人信仰比沒有文化的人多……這是總的趨勢。大家有文化，認識了佛教是好的、壞的，是不是迷信，他有了認識就信仰了。

我們家鄉很窮，大家都很困難。那年我帶來了一個上海同濟大學的教授，看完後他說，你們的村莊怎麼那麼落後、那麼窮？！我說，你怎麼知道？他說看房子就知道，家家戶戶門口堆的是糞堆、廁所，一看就落後，貧窮。

天堂寺原來有18個活佛，後來就剩下秦賽義和我，我們兩個活佛。秦賽義年紀大了，歷史的責任落到我肩上了。我就從1996年開始恢復天堂寺，修了幾個經堂、修了宗喀巴大佛。那時候，寺院很困難，天堂寺的院子都變成農村了。後來班禪大師來，我就給他報告情況。1981年恢復寺院以來，沒有人管。農村都在寺院裡混合著住。這個問題我請求班禪大師向省上反應一下，班禪大師給我說，他給省上說了。但是，省上一直沒有人管，後來給陸克儉—--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省委副書記，他以前是天祝的縣委副書記—--給他說了，我說天堂寺恢復你要幫助一下。那次他來天堂寺，他把武威的地委書記、天祝縣委書記李俊叫到天堂寺現場辦公。當時有幾家回民以及供銷社不搬，後來陸克儉下了死命令，如果限期不搬的話，可以開著推土機把它推掉。這樣一下就搬走了。搬走了以後，我就慢慢搞旅遊業。

當時，天堂村也是反對恢復天堂寺。別的藏區恢復寺院，藏民把多年積攢的錢都捐給寺院了，拉卜楞寺大經堂修建的時候，青海河南蒙旗的一個牧民，馱著一垛子的現金，捐給了修經堂。再說，修建寺院，大家勞動不需要招小工，大家都爭先恐後地去修寺院。但是我們地方變成甚麼樣子了？！恰恰相反，一不願意挪，挪走了以後也不支持修寺院，而且霸佔土地。天堂寺恢復的時候，石頭、沙子都是從農民手裡買。天堂村的人賣沙子、賣石頭、賣土，就那麼掙錢。後來寺院修起來了，逐步發展了旅遊業，周圍的人都搞起了農家樂，我們石溝村的白老師等人都去看了吧？仁謙找了這裡的幾個代表去看了一下。現在四、五十戶寺院周圍的群眾搞農家樂都富裕起來了，一年二、三十萬收入，家家戶戶都買起了小汽車。天堂村是天祝最富的。靠甚麼？靠的就是旅遊業，靠寺院，他們富裕起來了。現在他們認識到了，有的人說，哦，這是靠天堂寺我們才掙的錢！

我這裡修寺院，並不是為了寺院，還是為了周圍的群眾，為了地方的經濟發展，為了周圍的群眾脫貧致富，這是修寺院的一個目的。現在還看不見遠景，寺院雖然修起來了，新寺院嘛，再過十年八年，大家回過頭來看就知道了。
我那天回來以後看了，確實像大家說的，天祝縣境內，除了天堂寺以外，天祝縣境內十幾所寺院中，最好的寺院就是朵什寺了。有的人評價是皇家寺院、皇寺的規格。皇寺一樣的寺院修起來了，怎麼維護寺院、發展寺院，這個就是下一步的打算。我給縣上領導也說了，我們周圍將來應該搞成一個旅遊區。天祝縣的王縣長今天來了說，可以考慮，這裡是將來天祝第一個考慮的旅遊景點。

我這來的人很多都是國外旅遊過的人，他們有人評價說謝家灘也就是我們這個地方，就像瑞士一樣，風景很好，自然環境很好，沒有破壞。我就準備按他們的想法，把這裡搞成一個小瑞士。
首先大家能夠有飯吃，再不要跑到外面低三下四地去打工了。我想的是這個問題，不是我自己有甚麼打算。為了發展旅遊業，為了地方上脫貧致富，把旅遊經濟搞好。現在國內外都是旅遊經濟第一，農業經濟、牧業經濟都不行，勉強糊口可以，發家致富是沒有希望的。現在的年輕人，不願意乾農活了，地沒有人種了，老年人想種地但力不從心了，老了，年紀大了。年輕人跑到外面打工去了，地沒人種了，這樣的話，我們天祝縣這樣的農牧區，農牧經濟沒有希望，只有一個選擇，就是發展旅遊業。旅遊業發展起來大家都可以搞農家樂、經商，各種經濟活動都可以有了。

所以，我想的下一步的計劃很大，詳細的細節今天就不說了。

第一個，今天請大家來的意思，是說明朵什寺修建過程當中，我的侄兒仁謙吃了苦、挨了罵、吃苦受累了。那天我回來以後一看經堂，我自己都覺得震撼！這幾年仁謙把這麼大的寺院、這麼豪華的寺院都修起來了，這個多麼不容易！

第二，靠地方上的鄉親們幫忙、支持，寺院才能搞起來的。我特此表示感謝，感謝修建朵什寺的過程中幫忙的、出力的、策劃的這些人，都有功勞。你們今生的事情辦了，辦得好；死了以後的事情也辦了，修寺院功德無量！

文化大革命以來，我看了一下，好人始終是好。文化大革命不提意見、不鬥人的那些人，始終是好人。韓天德的父親，還有前面來的李老漢等，有那麼幾個人，在那麼樣的大風大浪當中，會上不提一個意見、不鬥人。這些人你看，兒子們多，都起來了。活著的人也活到90多歲了，這個就是現驗現報的，我們親眼看到的。乾壞事的人甚麼下場，乾好事的人甚麼下場，這個一目瞭然，這個就是現實的教育。

今天親戚們都來了，地方上的朋友們、同事們、鄉親們都來了，我希望大家，一塊吃一個團圓飯。今後我就要交代甚麼事情呢？把這個寺院當做大家的寺院，朵什寺就是你們的寺院，不是我一個人的寺院，也不是張家的寺院，是大家的寺院，天祝人民的寺院，朵什人民的寺院。大家就要愛護這個寺院，保護這個寺院，建設這個寺院。建設寺院、保護寺院就是建設、保護自己的幸福家鄉、幸福的生活。

我剛才說了嘛，旅遊業能發展起來，以後就不是現在的生活水平了，大家都會有錢花，有好的房子住，有車坐，那時候應該想到，我們的幸福得來不易。大家要互相團結，親戚也好、朋友也好，大家都是地方上的人，都要戶幫戶、人幫人，這個就是佛教的理念。並不是說，燒香、叩頭、點燈就叫作做佛事了，實際上佛教的理念不是這樣的。幫助群眾、幫助別人、乾好事，這是最大的善。今後要知道這個道理，不是要天天到寺院裡燒香、叩頭，不是這個意思。

孝順老人，這就是善；對朋友忠實，對兄弟團結，這就是善；建立誠信，不要騙人、不要說假話，老老實實的，這就是善。你看很多人，我們城市住的人就知道，食物不安全、蔬菜不安全，這是農村搞的。南方的一些農村自己吃的一小塊沒有農藥的，往外賣的都是打了農藥的。只知道保護自己，沒有別人的觀念。給雞打的都是激素，幾周就長成為幾斤的雞了，豬肉、雞肉甚至麵粉里摻石灰、漂白粉，面都讓人不敢吃了。我們怎麼能這樣做呢？農民需要提高道德素質。老老實實地做人，踏踏實實地做事，神佛就會保護。你盡做壞事，佛也保佑不了你，大家應該懂得這個道理。

我們要一心向善。佛教的定義是四句話，第一句話是諸惡莫作，就是不要乾壞事；第二句是諸善奉行，就是說，多乾好事；第三句話是自淨其意，我們的心要放善良，心中那些不乾淨的垃圾都要清除掉。這個就是佛教。現在，為甚麼全世界那麼多的人信仰佛教呢？因為佛教的理念就是對人類有好處，對未來社會有好處，並不是佛教是迷信啊那樣的說法。

希望大家今天快快樂樂地吃頓團圓飯，我們也沒有機會經常見面。你在我不在，親戚們都碰不到一塊，現在來之不易的機會，希望大家能借此機會理解修寺的動機、目的，大家能夠團結一心，搞好我們以朵什寺為中心的旅遊業，大家把地方經濟發展好，娃娃們學習文化，盡可能上學。我們寺院搞得好了以後，我們有個慈善基金會，我們想辦孤兒院、養老院，資助學生上學，資助病人看病，這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今天亂七八糟的就說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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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整理  殷軍）來源：藏人文化網

照片：索南仁謙

活佛的教育：藏傳佛教的獨特僧教育

        藏傳佛教忠實地繼承了印度大乘佛教的顯密學修傳統，創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獨具特色的藏傳佛教教育制度。一千多年來以寺院為中心、僧人為主體的藏傳佛教教育，在藏區和信仰藏傳佛教的各少數民族地區，擔負著傳播知識、培養人才、繼承和發揚佛教及民族傳統文化的主要任務，在培養造就宗教和社會各類人才，傳播藏傳佛教文化，提高信教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創建社會精神文明，為全人類精神文明寶庫增添優秀成果等方面做出了具有重要意義的貢獻。其中許多成功的經驗不僅對佛教的教育，而且對整個人類的教育和智力開發也有著深刻的啓示和重要的參考價值。歷史上著名的高僧活佛，就是在這種教育體制下培養出來的。

        據西北民院博士生導師多識活佛總結，藏傳佛教僧教育有以下三個特色：
       首先是博聞強記：無論是以學習經論哲學為主還是以實踐禪修為主的寺院，都十分重視經文的背誦。前者需要背誦五部大論原文及相關註解，否則無法在答辯考試中應對自如；後者需要背誦各種法事及本尊、護法儀軌，在經堂誦經不允許攜帶經本入內，全靠背誦。所謂“溫故而知新”，在中國古代傳統儒家學堂也採用類似教育方法。據史料記載，宗喀巴大師從小養成了每天早晨黎明至日出背熟17頁經文(約1萬字)的習慣，有一次給1萬多僧人開講經論17部(約20函)，偈頌、疏論按原文一字不漏，靠背誦經書講解，共講了3個多月，是宗喀巴的四大奇跡之一。20世紀三四十年代，拉卜楞寺的努古活佛取得了背誦經論64函(約計1900萬字)的優異成績，曾傳為佳話。背誦是藏傳佛教的優良傳統。

     其次是精審細辨：辯論是運用邏輯推理和思辯規則對各種問題進行思辯推理、加深認識、得出合理的結論的一種認識方法。運用辯論的方法對培養邏輯思維能力、敏捷的頭腦反應能力、準確流利的語言表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活佛及僧人入學後的前3年，要集中精力學習辯論規則和方法，通過辯論實踐，熟練掌握辯論技巧，提高邏輯思維能力，在此基礎上進入因明、般若、中觀、俱捨等經論學習。在學習過程中自始至終採取思辯推理的方法。每一個法相概念，每一個命題和理論觀點，每個結論和論證過程，都要一一思辯推論，對每個問題的瞭解達不到精細入微絕不罷休。這種辯論方式，不但有利於深透掌握理論原理，而且對培養邏輯思維能力，提高精細敏捷的認識和思辯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有利於激發學員的學習熱情和探討問題的積極性。

        最後是學修結合：佛教是重實踐不尚空談的宗教，學習理論知識的目的完全是為了指導修行實踐。藏傳佛教反對輕視經教的盲修瞎練，同時也反對不與修行實踐相結合的純學術作風，在學修的實踐中創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在學修結合上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學修並進，一種是先學後修。學修並進就是採取邊學邊修，學一點用一點，使學問和修煉同步增進。先學後修是第一階段集中精力學習經論，提高思想認識，打下堅實的修行理論基礎，第二步轉入修行階段，把修行和弘法利生事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進行。但學習和修行分階段進行，並不是集中學習期間沒有實修項目，恰恰相反，在集中學習期間除了有行為道德方面的嚴格要求外，還有許多規定需要完成的修行項目。在集中修行階段也不是不看書學習、不研究理論。這體現了藏傳佛教中流行的聞思修全面結合的循序漸進的一種學修模式。

活佛的學習內容：藏傳佛教五部大論哲學

        藏傳佛教五部大論是三乘佛教綜合知識和哲學理論高度概括性的教科書。所謂“五部大論”是指：闡釋認識論及邏輯的《量論》、闡釋隱藏在般若經中潛在含義的《現觀莊嚴論》、闡釋般若經直接含義的《中觀論》、佛教知識寶庫的《俱捨論》及闡釋戒律的《律論》等五部佛教顯宗經典理論體系。
《量論》是闡明人類認識方法、思維邏輯、推理規則、語義哲學等為對象的，屬於正確認識一切具體和抽象事物的知識與方法理論體系。佛教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思想源出於佛經《阿毗達摩論藏》，經過印度佛教大師世親、陳那、法稱等人的研究著述，形成了完整的《量論》體系。研究解釋《量論》的著作，從梵文翻譯為藏文的有六十多部，歷代藏傳佛教各教派學者用藏文撰寫的論著有數百種，至今各大寺院仍有許多學習研究、著述《因明量論》的學人，保持了量學傳承的經久不衰。藏傳佛教理論研究被納入思辨論證的邏輯軌道，使其理論走向高度理性化、精密化，其功首推因明方法論的廣泛應用。
藏傳佛教認為，能貫穿一切佛法的總核心經典是般若經典，俗稱“佛母經”，其數量在佛經中佔有很大的比重，其地位更居眾經之首。般若經包含佛教的深廣二義，大、中、小般若洋洋數百萬言經文，其宗旨是明宣諸法性空之理(深理)，暗示證悟大道的次第法門（廣法）。由此般若法門的深廣二義，在般若學的研究闡釋方面，形成了以龍樹菩薩為首的，重點闡釋般若深理法門的中觀學統和以彌勒、無著菩薩為首的，重點闡釋般若廣行法門的般若學學統。藏傳佛教五部大論中的《中觀論》和《現觀莊嚴論》，分別介紹了上述學統的思想理論。《現觀莊嚴論》高度概括了數百萬言般若經的內容，三乘佛教的基礎、修道、證果知識理論框架和內容於此論中概括無遺。

        “中觀論”也稱“緣起論”，當今國外學者也稱“相對論哲學”。一切存在事物其本質為性空之理是佛教思想的核心教理，這一哲學思想的進一步開掘和闡釋，並組成系統的辯證理論，功在龍樹大師。龍樹是佛教史上闡發佛教高深哲理的第一位偉大思想家，他一生著作頗豐，在闡發中觀哲理的主要經典方面，藏文翻譯的有《中觀論》、《六十正理論》、《七十空性論》、《精研論》、《回諍論》、《中觀寶鬘論》等，共稱“六部中觀理論”。不過藏地中觀思想分新舊兩派。宗喀巴在中觀見上排除了否定過寬的虛無主義和否定過狹的不徹底見解，開創了藏傳佛教中觀新學。

       佛經分經藏、論藏、律藏三部。論藏是佛教知識理論部分，稱“阿毗達摩”，佛陀涅槃後九百年之際（公元356前後），無著、世親兄弟二人開創了大乘唯識學，他們兄弟二人對繼承弘揚阿毗達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無著以大乘唯識論觀點撰寫了《阿毗達摩攝論》，稱作“上對法”，世親以小乘經部觀點撰寫了《阿毗達摩俱捨論》，稱作“下對法”。在五部大論中的阿毗達摩經典教材採用的是世親的《阿毗達摩俱捨論》。“阿毗達摩”是“智慧”之意，故在漢傳佛教中《俱捨論》也譯作“聰明論”。而“俱捨”是“寶藏”的意思，它是一部包羅萬象的佛教知識“寶庫”，是研究佛教必讀之書。

        功德光論師的《律論本頌》是佛教戒律經典內容的梳理和概括。其內容大致上概括起來就是如何受戒，如何習律護戒，犯戒後如何復戒，以及與此有關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種種禮儀規定。戒律是約束自己行為、止惡防非佛門道德行為準則。

        一般來說，活佛經過十幾或者二十年的學習，才能完全掌握五部大論，顯宗的學習才算暫時告一段落。一般的活佛在學完上述五部大論後，或回鄉弘法，或進入密院學習密宗，但大活佛一定會進入密院繼續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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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活佛所屬教派，所學密續內容也各異，如格魯派活佛主要學習以密集金剛、勝樂金剛、大威德金剛為主的密續及二次第修法；寧瑪派活佛主要學習隆欽七寶藏、四心滴等大圓滿教法；嘎舉派活佛主要學習大手印、勝樂金剛等密法；薩迦派活佛則主要學習喜金剛、道果及十三金法等，這裡就不具體介紹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研讀相關典籍。

西藏、甘丹寺

每一位活佛，在他繼承前世的名位，舉行完坐床典禮之後，便開始了緊張嚴格的學習生活。特別是活佛名位較高、影響力巨大的活佛，如達賴、班禪、噶瑪巴、嘉木樣等，他們的日常生活學習由從著名高僧中挑選出來的經師安排，非常有規律，旨在自幼年時期就開始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及學習態度，為將來能成長為學問、道德、修證俱為一流，堪為人天師表的高僧，打下扎實的基礎。
小活佛跟其他剛入寺的僧人一樣，先從藏文的30個字母學起，然後朗讀、背誦和抄寫經文，學習書法。在修持方面，學習給佛堂呈現供品、使用法器、製作朵瑪等供品。由於藏傳佛教各教派傳統不同，因此活佛所學的課程也隨之而異。如果是格魯派活佛，在學懂藏文字母文字後，便開始學習文法及初級《因明論》，接下來的五六年中，開始廣學解釋佛教最著名經典《般若經》的《現觀莊嚴論》，次二三年，研習代表佛教最高哲學的《入中論》，此時年屆差不多二十歲左右，到了受比丘戒的年齡。受戒後，開始研習解釋戒律為主的《律經》。因戒律是道德情操的保證，因此學習也頗為細緻。最後要考藏傳佛教最高學位—--格西的時候，開始研讀《俱捨論》，《俱捨論》是佛教知識的寶庫，以難度大、知識結構複雜而著稱。
在學習期間，當學完某些課程後，便開始進行辯經考試，通過答辯，獲得格西的學位。在格西中，根據所學課程不同，而分為然絳巴、拉然巴等幾個等次，最高為拉然巴格西。考取拉然巴格西後，一般都進入上下密學院深造密續，為將來晉升甘丹赤巴作準備。由於活佛有專門的高僧指導，又有不同於普通僧人的祖古身份，因此在答辯升級的時間上，要比普通僧眾靈活得多。
小活佛一天的學習生活大致是這樣的：每天清晨，由侍從打掃室內衛生後，協助小活佛起床洗漱。洗漱完畢，則披上袈裟到佛堂禮佛，在經師的指導下學習。背書約一兩個小時後，開始早餐，在藏區主要是糌粑奶茶為主。早餐後開始學習藏文及練習書法。上午的時間就這樣度過。下午的時間略為靈活，除了學經外，尚可以參加一些法事活動及為來訪者摸頂等，有時候也可以與同伴玩耍。晚飯後溫習白天所學內容，約在晚上十點鐘左右就寢。

照片：桑桑仁波切

從形勢上看，我們這個大學來說，要向世界名校看齊，自己不要有自卑感。覺得我們是一個民族院校啊好像不如別人，別人瞧不起，我們要自己瞧得起自己。別人瞧得起的條件是我們在學術上、培養人才上，我們做出突出的貢獻以後，就會改變外界的印象。

學校最早叫西北民院，中央民大、西北民大、西南民大，中南民大等，這些院校里我們是第一個，是成立得最早的一個學院。

第二個我們的名氣，比別的大，這個是才旦夏茸等老先生們的好處。還有一個是我們藏文培養的水平普遍比較好。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的時候啊，整個我們的學生大概十來個，都被他們要走了。為甚麼不要別的呢？因為我們的藏文水平比較好，這個是大家共知的、共認的，我們西北民院的學生呀，藏文水平比較高，名氣大。

我們要保持這種名聲呀，第一個我們作為藏學的基礎是藏語文。我們藏文化的最核心的東西就是藏語文，學習研究都離不開藏語文，這個我們作為基礎課，一定要搞好，不能放鬆啊！

這幾年可能有的地方重視不夠，我們藏文系的學生，水平不如以前的了。聽說寫東西、發表文章、發表作品呀，沒有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麼多了。這個是外界的反映。

基礎課藏語文一定要抓牢、抓好，抓扎實，要培養質量，主要是藏語文上來說的，我們的其他方面，不是主要的。語言文字，不管是甚麼民族，都是基礎。
外界說，我們藏族是一個小民族大文化，也就是說文化的大，幾乎不相稱我們這個民族的發展。哪些大呢？就是藏傳佛教為主的這個學科。過去因為當時的思想意識問題，不敢提藏傳佛教，甚至好像藏傳佛教連文化都不是。這幾年大家的看法慢慢改變了。

實事求是地說，藏族文化的核心是藏傳佛教。這沒有甚麼不好。藏傳佛教並不是我們民族的落後面或迷信。西方國家過去的大學，都是教會辦起來的。各種教會呀，基督教會、耶穌教會那些辦起來的。

文化的基礎是信仰，這個是核心。信仰非常重要。愛因斯坦說，他們的民族在困難中能度過難關，在被打壓的情況下，他們能夠成立自己的國家，猶太民族沒有被消滅，能夠存在下來，就是靠他們的信仰。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信仰，猶太民族靠他們的信仰來支撐他們這個民族，以及民族文化的發展，這個都是靠他們的信仰來的。

我們藏族從經濟發展上、社會發展上，談起來比較落後，也許這是一個好處，這正是我們的特點，能夠保存世界上唯一能夠保存下來的文化—--完完整整的佛教，我們藏民族在青藏高原上保存下來了。這個是了不起的功勞。

其他的信仰也多，其他的民族也信仰佛教，但是不是他們的全民信仰，所以有時候不重視，有時候不信仰，有時候被別的信仰代替，有時候被別的文化來排擠打壓。

中國五四運動以後，打壓傳統文化，幾乎是西方的思想佔領了主體位置，把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佛教都排擠掉了。現在學界有些人，開始反思這個五四運動，怎麼看待五四運動？西方的民主思想、科技進到中國，這是好的方面。但是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破壞了，沒有傳承下來，這個可能是一個最大的損失。現在很多觀點都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批判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稱其有利有弊。關於這點，我們的更敦瓊陪說過一句話：科學是兩刃劍，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這個非常正確。從好的一面看，我們中國發展了；但從壞的方面來說，糟蹋了傳統文化。

我們這個民族確實是拿信仰來扛著的，如果沒有信仰的話，我們的這些傳統文化早都拋棄了。現在談藏學、藏傳佛教，回過頭來看，這是我們的全民信仰在支撐著我們這個傳統，才能夠保存下來，這個要歷史地看問題。所以我們藏族，不能丟掉自己的藏文化傳統，不能丟掉自己的語言文字、好的道德、風俗習慣，這些好的要繼承。

這幾年現代化對我們的衝擊也是很大，但是我們本民族應該覺悟，我們民族歷史上是怎麼樣的，我們靠的是甚麼能夠在艱苦的環境中存在下來？！第三極、海拔三千米以上的環境中，幾乎是無生命的地區，藏民族存在下來了。靠的是毅力，這種毅力來自哪裡？就是我們的文化傳統。

這些方面不能表面上看。我們是大學的老師、文化人，傳承就靠我們和我們培養的學生。我們肩負著承前啓後的責任。外國人批評中國人說啥？沒有責任心！我覺得這個很有道理。道德裡頭呀，責任心很重要，我們每一個人都肩負著承前啓後的對傳統傳承的責任。

怎麼保存這個語言文字啊？八十年代，在國家民委召開的一個會議上我就說過，我們應該傳承我們的這個藏族文化，全方位地傳承。在一個大學來說，我們有這個責任。但是目前的情況來說，就是藏語文也很難傳承下去。我們的文化、自己的傳承、傳統文化，就是靠那些大大小小的寺院來傳播、保存、傳承下來的。我說這就是大家對寺院看得那麼重、敬仰寺院、朝拜寺院的目的，不是純粹的信仰目的。寺院肩負著我們文化的繼承，寺院就是一個綜合的學校，是文化宮、藏地的文化中心、醫學院、天文學院，甚至戲劇、音樂、美術，都是我們的寺院裡培養出來的。我們學校應該幹甚麼呢？我們盡到了一個大學的責任沒有？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考慮。

靠寺院的陳舊的思維、陳舊的教學模式，能不能很好地傳承下來我們的文化？學校里能不能達到與時俱進？文化是需要跟著時代改變的，有些要淘汰，想保存也保存不了。但是精神的東西，尤其是信仰，還得要保存下來。

在20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總書記在西藏有一個35號文件，這個文件我一直保存著。他有講話，說：你們西藏有這麼豐富的文化，為甚麼你們不搞一個自己特色的大學呢？！西藏大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搞起來的。

為甚麼要模仿別人？好的要學習，但不需要處處模仿別人。模仿不是創造，懶墮的人才會模仿。我們過去模仿的東西太多了。漢文要是搞個甚麼，我們藏文也同樣搞，好像不搞就出軌了。民族區域自治不僅僅是政治上的自治，文化也應該自治。國家並沒有限制少數民族發展、保存自己的文化，所以問題在於我們自己內部，不是外部的條件。

我後來發現很多事情上，問題存在在內部，不是政治環境啊甚麼的問題。政治環境同樣的情況下，有些地方可以做出很大的成就，有些地方就不行。

我過去有一個經驗，我一輩子，1952年參加工作，明年（2016年）的時候，我的黨齡都六十年了。民族工作中，奮鬥了一輩子，我的個人經驗是，民族工作，自己要伸手要。國家的權益、權利等很多東西，沒有別人主動送回來的東西，要自己去要。民族的權益、文化上，不管甚麼東西，都要自己爭取，自己主動地、積極地去爭取才能得到。不是說別人給你發給，等著別人給你給啊，民族工作上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的學科建設上也一樣，文化大革命，整個我們學校都沒有了。後來改革開放逐步恢復。那時候啊，我們那個梵文，就是“扎”開課，藏傳佛教都開課。那時候西藏來人、西藏大學來了的人都說：哎呀，你們膽子大！你們這麼多的傳統的東西都敢講？！他們看了伸舌頭。哎呀，他們說不可思議！我說共產黨的政策上並沒有限定這個不能幹的，傳統文化嘛，藏族文化，我們可以自己搞嘛。

搞對了！現在這個藏傳佛教課，我聽說除了本學院的學生之外，還有外系的、外學院的人都感興趣，來聽這個課。我去年夏天到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他們一個佛教研究所，研究人員都有三十多位，他們專門請的有藏地的一些專家。他們說他們有三十多個研究人員，我說我們藏學院都沒有這麼多老師，我們這才二十幾個老師。

廣東中山大學裡有因明專業，請我們的祁順來等專家去那邊講課。河南大學都有藏學研究所，和藏學根本掛不上鈎的一些地方，都在研究藏學。所以，我們這個工作非常重要，不但是對國家、民族，國家可能對外講的時候，也是拿上民族院校來作榜樣吧。對外的時候，我們怎麼重視這個民族文化的傳承啊，拿幾個學院擺樣子。我們自己呢？！確實應該很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們的專業，我以前提過，專業要增多，作為藏學，不能只是現有的這幾個研究生專業，應該多開幾個，每年起碼增加一個到兩個學科。比如梵文，季羨林先生給原甘肅省洛桑省長托付過，說你們藏族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了不起啊，你們把梵文的傳承保存下來了。他說漢地沒有一個人做到。他一生希望培養兩個人，最後也是失敗的。他希望藏地梵文的這個傳承，不要消失掉。這是對人類的貢獻，不僅僅是對藏族或者國家。

你比如藏族歷史，歷史學院拿去了？他們能拿去藏文歷史資料嗎？這個我們應該有以藏文資料為基礎的歷史研究，他們研究最多是一個漢文資料嘛，藏文他們能用得上嗎？所以這個歷史—--藏族史，應該很好地研究。

還有藏族文獻、藏傳佛教等，過去條條框框很多，我們要改革，就是要打破那些條條框框。哲學是甚麼哲學系的，那好，哲學系你研究藏傳佛教，行嗎？你能做好這個工作嗎？我們的人才，請來的這個自己的人才有呀，藏傳佛教內部，比如研究中觀、研究唯識、研究因明，藏傳佛教是寺院式教學，這個很多地方都有。

早幾年的時候，學院的才讓草老師，到美國去交流，回來了她跟我見面聊，她說，哎呀，我碰到哈佛大學的有些人問中觀，他們研究中觀，我回答不了，感到羞愧啊！確實，自己的寶貝，別人研究，我們自己研究不了，這個能說得過去嗎？！

藏學的中心，應該是藏區我們幾所大學。世界藏學研究，研討會應該在我們這些大學裡面召開，而不是不懂藏文的，或者學了幾個藏文的，研究了幾本資料的人來，成了藏學家，成了他們的資本，拿著他們的資本，在外面搞得熱火朝天。我們真正的藏區、藏傳佛教寺院，我們的大學，卻鴉雀無聲。我覺得這些現象很不正常！

我們那麼多的寶貝，隨便拿出，樣樣都是寶貝，我們應該組織一些研究。比如現在，早幾年，數學系拿到了藏學的這個天文、歷算學科。但是天文、歷算他們僅僅是從數學角度研究。藏族傳統的天文學，誰在研究？！人家拉薩每年出歷算仙書。過去拉卜愣寺，每年都出自己的這個曆書。我們雖然幾個人在研究這個天文歷算，有沒有出過這個“曆書”？這些東西啊，特別是像我們的因明，更登三木旦老師等，他們學的是專業因明，出了幾本書，我們應該給他辦這個因明研究所，因明專業有這樣的人才，應該利用。廣東中山大學能辦起因明學，我們西北民族大學辦不起來嗎？這個能說得過去嗎？我早就建議了，我說因明啊，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學科，應該申請成立博士點、碩士點。馬克思說，邏輯學在佛教界發展到了很高階段。恩格斯說：邏輯學發源於佛教。我們怎麼能放棄這樣的學科呢？！

藏學是一個多方面的學科。比如，我們語言文學方面來說，語言研究所有沒有建立？！應該研究。我到內蒙古大學去的時候，賈拉森先生請我去，我看了他們的語言研究所，哎喲，很大！裡面整個八思巴以來的這個語言上的那個語言大師，有很多照片、造像。他們還有一些先進的語音設備。很多人在說話的時候機器給錄取，做語音研究。我當時就想，我們華侃老師是語言上那麼出名的專家，我們西北民院，怎麼不搞語言研究所呀？西北是個多民族的地區，除了藏族還有土族等其他民族，我們可以研究各種語言。我聽說周毛草博士也要調來，研究藏語的條件具備，藏語方言研究等，應該整個把研究的主動權拿到我們的手中，在這方面做工作。語言文字現在他們有敦煌古藏文研究，我們“薩句”以後的詞彙呀，語法學、詞彙學有沒有研究的東西呀？修辭學“年額”，能不能專門研究呀？“昂爵”，“代聚”，這些每一門都可以開學科，這樣以後，我們就不會僅僅局限於文學研究，不會吊在一棵樹上吊死了。我們應該開拓專業，新增專業來發展。

第二個我們可以考察一下名校，國外的哈佛、劍橋、牛津呀，能夠派出幾個人去考察一下，學習他們的先進經驗。國內呀，至少香港的科技大，那樣的地方可以考察。要學習別人的長處、開擴眼界，不要在封閉的環境中求發展。封閉的環境里，是得不到發展的。現在這是個信息時代，天天大量信息出現。我們藏學院不知道有沒有網站？可以辦一個藏學網站，老師們的成果可以發表，別的地方的成果資料可以介紹，可以搞學術交流，可與國外交流。青海民院招收這個研究生，有國外研究生，我們為甚麼不招？八十年代日本和美國的都聯繫過，說是他們要派一些研究生來我們學校藏學系研究、學習。那時候是怕外國人進來，藏族和外國人隔離嘛，這種情況下，我們學校的某一個領導就回答說，我們沒有條件，我們沒有老師，沒有房子，就拒絕了。但是現在改革開放了，應該這一方面開這個門，招收國外的大學生，這個是一個門路，這對提高我們學校的學術地位，弘揚藏族文化，都會有很大的幫助。這是一個建議。

再一個建議，我們可以召開一些藏學各個方面的研討會、學術活動，增加學術活動，各個大學同專業的學校呀，便於交流，成果交流、人與人之間交流，這是非常重要的。對大學來說，辦研討會，甚至全國的，逐步辦到國際上的學科研討會，這樣才能做大。

再一個吸收人才。我們現在就這麼二十多個老師，課還是排得滿滿的，都帶十幾、二十節課。我們老師們大概代課多收入就多，就是看著錢上打算的。搞學問的，不能看錢啊。我們傳統上講呀，搞學問的沒有財富，搞財富的沒有學問。“央金瑪”和“諾金瑪”，一個是智慧女神，一個是財寶女神，她們兩個人，嫁了一個丈夫，兩個人經常打架。喜歡學問則喜歡“央金瑪”，那“諾金瑪”就生氣，不給他財富；喜歡財富“央金瑪”就嫉妒，不讓他得到學問。過去有這個說法，這個雖然是一個神話傳說，我覺得也很有意思。往往看錢呀，發財呀，人只能選擇一條道路。你要一心一意當學者，研究學問的話，你就不要有發財的思想。我們藏學歷史上，很多學者都是非常困難的，沒有一個有錢的。有錢的人能成了學者的，佛教史上幾乎是沒有的。宗喀巴是背著背架子到西藏去學習的。嘉木樣第一世，是非常出名的學者，他在哲蚌寺學習的時候，有時候飯都吃不上。在他的傳記裡頭說，餓了就喝一些涼水，泡幾顆豌豆充飢。就是這樣艱苦的學習。華銳饒薩，是很有名的學者，在拉卜楞學習的時候，沒有錢點燈，晚上照明他就買上一些香，香點著來讀書的。他們都成了偉大的學者。

我們老師，基本上所有的大學教授，第一選擇都應該是學問，不是財富。要做哪個專業，整個自己的專業的領域，應該是一個學者，專業的學者。學者不是學一些東西就是學者，學者需要廣博的知識，還有專業的深度。當一個學者確實不容易，不是為名為利才當學者，整個是為了自己的學科，有一個為學科獻身的精神，才能夠成為那一個領域的著名的學者。我們大學里的老師，應該個個都是學者，才有資格當大學的老師。沒有學問的就要學，多讀書、多看書。去年，世界上曾有個統計，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讀書最多，結果第一是以色列，每個人平均每年讀75本書；第二是日本，每人每年平均讀60本書。以色列和日本人，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民族。稱為優秀，就是他們善於讀書，善于思考。
我們要多看一些書，學校里那麼多的課需要人代，但是給老師們也要給時間來讀書、學習、鑽研。

另一個，領導上排課的時候就要考慮到，不是能代多少課，而爭著代課。爭著代課就是為了掙錢嘛，你課那麼多的代上，能不能教好？能不能保證質量？這是需要考慮的事情。少代些課，提高教學質量，做一個合格的老師，這是我們藏族專業老師，首先應該做到的。我們的傳統是這樣的，很多學者，歷史上的學者，都是為了對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化奮鬥一輩子，沒有去追求穿好的，追求吃好的，目的也不是為了這些。

有時候我考慮，藏族為甚麼經濟沒有發展？這個和文化有關係。它側重於精神世界，不重視物質享受。有些錢的時候，就送到寺院上去，修佛像、修塔，自己住著一個破帳蓬。這個不是他們落後呀，他們的精神境界不是僅僅為了活著，活著不是為了吃好穿好。吃好，現在吃得很好，病也很多。大家知道吧？我們很多人都吃出來很多病，糖尿病成了普遍的疾病了。為甚麼？吃得好呀！所以這個享受呀，使人墮落，這是一般的規律。享受，精神就變得墮落、腐化，最後走上犯罪的道路。歷史上我們艱苦奮鬥，“衣足以蔽體，食足以裹腹”即可。就是說，吃飽了就行了；不冷了，衣能夠蓋住身體就好了。這是我們的文化、藏族的精神，這個不是壞的，落後的。在這種精神下，才保護下來了我們青藏高原的這個環境。所以，我們不是從享受的角度來看：啊，藏族確實落後呀！不會吃，不會穿，不會享受。那麼你享受的那些人來說，你們享受了有甚麼好處？你們對世界做出了甚麼貢獻？天天吃著肥美的食品，你們考慮了沒有你們的人生價值是甚麼？！

所以我們藏族側重於精神。食宿也得重視，但是不是說腐化墮落，走上那個方面去。不是吃飽了、穿好了、吃好了就圖享受。

唐朝的一個作家賈島說：一人一個土饅頭。帝王將相到老百姓、乞丐，最後都是一個結果，都是一座墳呀。一人一個土饅頭，這就是最後得到的。

亞歷山大打遍了半個地球呀，最後佔領了印度。他去訪問一個聖人，要問自己的前途怎麼樣，那個聖人給他的回答是：陛下，你只能得到七英尺的土地。七英尺是甚麼？埋你的土地。你打到了半個地球，最後你佔有的除了埋你的那個七英尺的土地以外，甚麼都沒有。

我們人呀，活的是一個精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精神不跨，這個民族就跨不了。精神腐敗，這個民族就跨下去了。我們需要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我們擔負著重要的民族文化，藏族燦爛光輝的文化，要靠我們老師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們來傳承，所以我們的歷史責任很重，不能光看眼前芝麻大的利益。

所以，對於老師們排課要適當，不能過於重，課多了就講不好，備課都沒有時間，研究更沒有時間，看書也沒有時間，你說我們大腦不萎縮哪裡去呢？在這種環境下，只有造成大腦萎縮。我們要吸收新的知識，補充營養，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領導們呀、組織上要考慮老師們的讀書、研究、學習、深造，這些方面都要關心。要有一個能夠提供他們成材的環境條件，加上自己的智慧和勤奮，才能做出成就。

當領導，大多時間都是應付。好多單位，包括我們學校，過去也是應付的太多。應付上面的，應付下面的。開會呀，甚麼傳達上面的精神呀，當領導確實疲憊不堪。

我到加利福尼亞大學去講藏傳佛教，講了一課。他們的很多教授來聽課，他們的一個副校長也來了，非常重視。領導和同學們坐在一塊，沒有特殊的待遇。很多白鬍子老教授都來，坐在那裡聽。他們介紹，今天有很多教授和副院長也來了。我說你們的副院長經常在學校里吧？他們說不在學校里。一年大概學校里來幾次。為甚麼呢？他們說校長住在好萊塢，他完全用手機來開會，手機發佈指示。現在通訊設備這樣發達，為甚麼要跑到學校去？校長只管兩個事情，一個是學科建設；一個是資金的來源。爭取社會上支持，和大老闆、大財團聯繫找錢，是校長的任務。他們的一個教授呀，專業經費很多，錢很多。他說是幾百萬、幾千萬的資金，掌握在這個教授的手裡，就開展學術活動，出版呀、開會呀，這類活動他們很多，都不是國家撥款，而是財團支持。

我們學校也可以不光靠這個國家撥款來維持生活。國家撥款只能維持生活呀。想一些辦法，聯繫老闆、企業、藏族的企業家們，讓他們來，想辦法解決我們的學科建設資金的來源。

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這是過去的思維。依靠國家，依靠政府，甚麼也依靠政府，依靠上面的指示，自己的腦子就不動了。腦筋不動，那樣不好。學校作為學術單位呀，思想要活躍，多思考，有個創新的思維、改革的思維、發展的思維，要這個東西。守業不是能幹的人做的事情，守業型的幹部沒有甚麼大的希望，守業型的領導不要；要開拓型的領導。時代在發展，天天都在發展。所以我們陳舊的思維呀、陳舊的模式、陳舊的領導方式，都解決不了問題。

群策群力，大家團結一致，我們做好一件事情，把這個專業搞好。這個是我們對國家的貢獻、對民族的貢獻，甚至是對人類的貢獻。這方面視野要開闊。
所以，我希望大家、希望我們的學院能夠有一個發展，學術上做出突出的貢獻。如果不這樣，死了以後，後人會罵—--那些酒囊飯袋，沒有做甚麼工作。
我們現在評價歷史上的人物一樣，哪個皇帝，哪個大臣，做出了成就。世界上有些民族消亡了，只存民族的名，沒有實了，就像我們的這個滿族一樣。滿族是皇族，掌權的民族，到後來，幾乎他們的情況就是，有文字，不用了，滿語沒有了；北京的很多人都是滿族，戶口本上是滿族，他們和漢族沒有甚麼區別。我們在電影上呀、電視上看到這個滿族，實際上沒有滿族，我們看不到。服裝沒有了，語言沒有了，文字成了死文字了。

我到外蒙古大學去座談的時候，他們就說，蘇聯統治了他們，最大的失敗是換掉了他們的蒙文，換掉的新蒙文，是以俄文字母拼寫的蒙文，這樣使整個蒙古的文化斷代了。過去的那個資料看不懂，成了死文字了。蘇聯解體以後，他們認識到這個問題，現在開始恢復他們的舊蒙文了。

我們那麼多的資料，能不能看懂？如果我們的藏語、藏文丟掉了，以後我們怎麼傳承自己的文化？做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考慮這些問題。我曾經在青海海南州的講座中對老師們說，我們老師培養的花朵是活的，不是死了獻幾個花圈。我們對本民族培養了那麼多的人，這是我們的驕傲。我們死了不需要花圈，不需要花籃，我們的桃李滿天下，這個功勞誰能做到？！釋迦牟尼是個老師；孔夫子是個老師；耶穌也是個老師……都是老師嘛，傳播了他們的思想，最後那麼多的人跟隨他們。老師的事業是偉大的，光榮的。雖然我們在當代社會里，老師的地位並不高，但是我們不是爭地位、爭名譽的。

以前有個汪峰院長，曾經在西北民院當院長的時候講過，希饒嘉措大師和周總理一塊訪問柬埔寨的時候，他們以國家的禮儀來接待總理。但是希饒嘉措大師是一個高僧，哎呀，希饒嘉措大師的特殊待遇，是國王和王后親自朝拜他，然後希饒嘉措大師坐在椅子上，柬埔寨的國王親自用金盆來給他洗腳。那樣的禮遇，在佛教國家裡，希饒嘉措大師比周恩來的地位要高得多。這是汪峰說的，他跟著去了，回來講述的。

科學家、知識分子，幾千年、幾百年後，有他的著作留在人間，有他的塑像留在人間。哪個皇帝有甚麼金像嗎？僅僅是當時有權而已。但是我們做的工作整個是為人類服務的。當時我們雖然不出名，沒有地位，被人瞧不起，默默無聞地工作，但是我們做的事，不是這一輩子的事情，整個做下的貢獻，寫上一本書，培養出來很多的人，會活在後代人們的心中。漢地名人刻石碑呀，皇帝那些刻石碑，我們教師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樹立自己的石碑，不是刻在石上的石碑，而是留在人心中的石碑。我們佛教上的一些人，很多人都沒有石碑，但是每一個人都記得他，念著他。

所以，不要瞧不起自己的工作，嫌自己的工作地位低、收入少、工資低，不要計較這些東西。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義的。我們培養出來這些學生，傳播我們的知識，這個就是對民族最大的貢獻。我也希望老師們在這一方面，不要隨著潮流，比工資呀、比地位呀、比名譽呀。這是不符合我們佛教的道德的。應該埋頭苦幹、做出成績，像陳景潤那樣做出貢獻。陳景潤啊，不要說名利，他自己考慮問題連走路都會碰到樹上。陳景潤，數學家，接待客人的時候，訪問他的時候，他躲在廁所里，做他的研究，在草紙上寫算數。因為他不願意接見那些人，接見人、名人，接見得很多，他就沒辦法了，跑到廁所里去躲避，就是這樣的。他有一次打飯的時候，路上考慮他的這個問題，結果頭碰到那個柳樹上了，這樣的人，真正是做學問的。世俗人的這個名利呀、地位呀，和我們做學問的根本不沾邊。

現在我們大學老師，也很不光彩，不是所有的大學老師不光彩，有幾個敗類，糟蹋了大學教授的這個名譽。曾經報道孔府的一個孔學家，結果是人販子，你說這個還稱得起是個學者嗎？也是教授也是學者，每一次出國的時候帶上人，他收很多錢，從中取利。給我多少萬塊錢，我就把你帶到美國、法國，就是這樣的。這個也是現在的教授。

過去有些人呀，有些鑒定，學術鑒定呀，收紅包評定這個作品，評定評獎呀，非常不正常。過去，大概八十年代吧，我評藏族文學獎呀，伊丹才讓還在，他給我說，甘南的某某領導要評上，某某書記要評上。我說你們幹啥？你們指定就好了嘛！為甚麼請我們教授來評？我說以後我再不參加這樣的評議會了。以後我再也沒有去了。評獎都搞關係的，甚麼一等獎呀二等獎，一等獎可能是官大、關係好，這種風氣，就叫做學術腐敗。

我在甘肅省高知評定委員會裡的時候，又碰到學術腐敗這個名詞。有一個蘭大的博士生，一年寫到了一百多篇論文，破格要評教授。大家評的時候說，這個怎麼寫的？平均三天一篇論文。後來大家就不相信，要調查。查的結果完全是網上下載的，別人的論文換上自己的名字，就這樣弄虛造假。你說我們學術界成了這個樣子，整個是學術腐敗！丟人呀！我聽到以後，我說哎呀，這樣的話，這個教授都不能當了。這個簡直是太不像話了，學術腐敗搞成這個樣子了！

你考試的時候，請人答題，考試的時候也是造假；升職稱的時候，自己寫不上論文，出錢請別人給寫論文，這樣的不是沒有。我們在評職稱的時候，碰到很多這樣的現象。方舟子，出來的一個打假的專家，整個北大清華那些人把方舟子都恨透了。但是他揭露了一些學術界的黑暗面。所以有個人在網上寫文章說，我們中國的腐敗，不是官員的腐敗，光是官員的腐敗好治理，而是全民的腐敗。學術界應該保持清廉，不能搞學術腐敗。

所以我們做學問的，我考慮了多次，考慮了很長時間。人啊，要真正成為一種學術上的泰斗，需要兩個條件：一個是人格、人品；一個是知識。單靠知識是不行的。現代靠知識犯罪的很多，高科技犯罪，這些人沒有品質，沒有德行。我想我們做學問的人啊，需要兩個翅膀，才能飛起來，一個是品德翅膀，一個是學問翅膀。有兩個翅膀，才能飛在學術的天空中。對學生的培養也是這個，只重視知識的灌輸是不夠的，應該教會他們如何做人。

我早幾天寫了一篇文章，在網上發表了，《先做人後做佛》。做佛的條件是，是人才能做佛，你連人都做不好，還能成佛嗎？我們培養的學生必須德才兼備。光有才是不行的，這個是一直以來國內外得出的經驗。人必須要德才兼備。光有德是一個好人；光有才是個聰明人，都是半個人。德才兼備了才是人才。所以我們培養學生呀，老師們肩負的不是教知識傳播知識就完了，是教人，教做人，把德的教育，融入到我們的教材中，每一句話都要包括這個德的成分。

過去我在當老師的時候，就深深感覺，現在的老師，大多數不管學生了，成了教書匠了，不是老師。教書匠，就是匠人，給你傳播知識，傳播知識不是人也可以做到，現在這個廣播、電視、電腦，都可以傳播知識。但是老師是活的人、活的思想、活的道德模範來培養人才，所以要有責任感。做為老師確實需要很強的責任感。我們歷史的重任啊，肩膀上擔得很重。只要選擇了做老師的這個崗位，就要做好老師，不然的話，你愛錢就經商，辦企業，不要到大學裡當老師了。

我這個話是比較直啊，直來直去，也是對大家衷心的一個忠告，警示大家。過去，解放初蘇聯的那個教學法上，把老師稱作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老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塑造人類的靈魂就靠我們老師了。塑造出真善美的靈魂，還是假惡醜的靈魂呢，責任都在我們老師的身上。

今天在坐的，有些是我的同事，有些是我的學生，一年也碰不到幾次，想說的話我就給大家說了這麼些。

西藏、甘丹寺

       佛教與眾不同的最大特點是大智慧與大方便。大智慧是於理於事，明察無誤的精妙遍知佛智。大方便是於一切時、於一切地、於一切眾生的一切習性和心智相宜無悖的應機說法，因材施教。用醫學的話來說，就是“辯證施治，對症下藥”。彌勒在《大乘經莊嚴論》中喻苦、集、滅、道四諦為病、病因、醫治與康復四事，便是這個意思。

       佛祖為了適應眾生的根基，說法不拘一格，三轉法輪，開演三藏十二部，設三乘四續之教，開顯、密、禪、淨等種種對機方便之門。賢劫法花，各展丰姿，三界眾生，各有所歸。由於這個原因，佛陀獲得了古往今來，各種人種民族和高低貧富各個階層的敬仰和愛戴，就連薩繆爾（美）等人寫的人類文明史《愛因斯坦的聖經》中也將佛陀著作列為“列王紀之第一書”，位居先哲之首。

       佛陀之前印度婆羅門教等，歧視婦女和下層勞動人民，如農夫、手藝人、奴僕、戲子、歌伎等，限制其入教學法。佛陀推翻了等級制度，尊重人格，實行人人平等、有教無類的開放性教育，將社會各階層群眾，用在家、出家等各種方式吸收入教，形成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根據引度對象的不同，佛陀在修行生活方面提出獨身禁慾修行法、帶欲修行法、化欲為道修行法等；制定僧戒、菩薩戒、密戒等相應的戒律和道德准則，設置了相應的修道解脫體系；吸收出家男女僧眾、在家男女居士、隱居山林的男女密修士等各種類型的信教弟子。這些方便充分體現了佛教的智慧和方便。設想如果不開這樣的方便法門，要求所有男女都出家，過戒欲獨身生活，人類將遭滅種之災，還由誰來繼承佛的事業呢？因此佛教修行之道並非非出家不可，戒律也有種種，並非僧戒一種。出家修行之門，只是無量方便門中的一門。

       三寶中的“僧寶”，指具真智正見，處於見道以上的男女修士，並非指所有穿僧衣的出家人。因此，處於三乘見道以上的修士，無論帶髮削髮都是僧寶，因為僧寶是從修行人的證悟層次上劃分的，並非從衣服和髮式上劃分的。從自身三寶而論僧寶，也是指獲得真智的悟境，並非出家在家的問題。衡量佛教和非佛外道的標準是見行二條。

       “見”指智慧正見，“行”指慈悲利眾行。修持行為在見行上符合教義，就是正門正宗。這“教義”是指三藏四續教義，並非除佛陀以外，任何人新創的“教義”。法門無量，經典無數，因此，不能以一經一說，一知一見，衡量是非對錯，辨別正見邪說。用一種尺度衡量一切，本來就是錯誤的，若以只適應本門類的尺度，衡量一切別的門類，更是錯上加錯。

        古往今來，佛教內部各以各的見聞所知、利益愛好為標準，否定排斥別門別宗正法流者大有人在，並非虛構。這種互相排斥、拉山頭、爭地盤、爭利養、爭衣鉢等種種離經叛道行為，使佛教內部形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這種行為名為護教，實為滅教，其後果遠遠超過“三武”和郎達瑪之類外部的滅教行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若自身有生機，外部因素構不成滅絕的威脅。      ​

       佛教有史以來，內部的法流派系之爭從未間斷。佛祖示寂不久，聲聞一系，在經文的理解上產生分歧，三五成群，各持己見，各佔山頭，分裂為十八個部派—--這是佛教史上第一次內部分裂。有部小乘弟子，信奉的經典主要是《四諦論》、《四分律》等佛陀初轉法輪時的經典。他們信奉的經典中對成佛的因緣廣大行、諸法無我性空見、佛的法身、報身等廣大境界未作開示。

        在大乘經典中所講的諸法性空之理與有部經中的五蘊實有等說完全對立，因此，小乘以有部經典為根據，提出了“大乘經典非佛說是魔說”的觀點，挑起了大小之爭。視大乘為異端邪說，極力反對排斥。在小乘教盛行，教徒多，並得到當權者支持的歷史條件下，據經典記載，大乘教在印度曾遭受過三次滅頂之災。

        在歷史的緊要關頭，相繼出現龍樹、提婆、馬鳴、彌勒、無著、世親等一批著名的大乘論師，力輓狂瀾，破斥否定大乘的亂論邪說，從理論上粉碎了小乘有部的進攻。世親在《俱舍論》中稱：大師世眼久已閉，堪為證者多散滅；不見真理無制人，由鄙尋思亂聖教。就是指的反大乘的情況。在諸大乘論師中論證大乘，撥亂反正方面起到關鍵性作用的是龍樹、彌勒、無著三大論師。龍樹從理性正見方面闡發了三乘解脫的不二法門。

       彌勒、無著根據《般若》、《法華》、《涅槃》、《華嚴》、《十地》等大乘經典，構建了三乘佛教的根、道、果系統理論體系。此後兩千多年來，大乘佛教始終保持了佛教的主流和中心地位。

       但近百年來，有一些人受小乘有部經典和文字資料的影響，老調重彈，拋出“大乘佛經非佛親傳，屬後人偽造”觀點，企圖否定博大精深的大乘思想為佛的真傳。在誹謗佛法的隊伍中，有些人竟然是以大乘比丘僧、善知識的面貌出現的，這比歷史上小乘佛教徒反對大乘佛教更進了一步，從外部的進攻變成了內部的分裂倒戈。可惜，他們除了重復過去的陳詞濫調以外，擺不出任何使人信服的可靠證據。

       第二佛陀宗喀巴大師的著作共有一百七十三部，從內容上劃分，有闡釋顯乘和密乘兩個方面的內容。佛法共分大乘和小乘，小乘分為聲聞、緣覺二乘；大乘分為波羅密多乘和金剛乘，金剛乘也稱密乘。前者又稱因乘，後者也稱果乘。因乘果乘法是有一些修法上的區別，這就不多說了。因乘、果乘是從所採取的修道方法來命名的。
        顯乘和密乘是大乘佛法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顯乘是大乘的基礎，密乘是大乘的上層建築。大乘如車，乘就是車的名字，顯密二乘如左右車輪。單輪車雖然能行走，怎比得上雙輪車的穩健呢？這個雙輪車就說的顯密雙修。地上跑的車可以有單輪，但在天空飛行的雄鷹，必須要具備雙翅。顯密是有機的結合，不是說可有可無的東西，整個佛法它的基礎是顯乘，最高的最深的是密乘，所以必須要顯密雙修，這是我們藏傳佛教的一個特點。
        在宗喀巴大師之前，藏傳佛教中曾出現過重密、輕顯；持律排密這兩種傾向。宗喀巴大師從思想理論和僧侶修行制度上大力進行了改革整頓，建立了顯密雙軌學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藏傳佛教內部的各行其事、一盤散砂的混亂局面。宗喀巴大師從知與行兩個方面重新審視佛陀的思想道德體系，知與行呢？彌勒的《經莊嚴》裡頭就說，佛教有兩難：一個是知難，一個是行難。知難，是因佛法不是世俗法，世俗當中很多是沒有的，新的，這才叫佛法，本身它高深、難度很大，這叫知難。一輩子研究佛學，不一定能精通佛學，這就是太大，麵包括得太廣。
        第二個是即使懂得了知道了以後，做起來很難，修行很難。所以叫知難和行難，兩個難。宗喀巴把佛陀的思想道德體系進行了有序的排列和高度的概括後，是文殊和彌勒、無著對大乘佛教思想知行體系的系統化。知就是知識部分，行就是修道部分、實踐部分。理論化的總結工作之後，進行了又一次全面的、開創性的整理和總結。

       在佛教的歷史上，繼承、弘揚佛陀教義的聖位、賢位弟子多如天空中的星星。顯位就是沒有開悟之前，資糧道和加行道的修行人叫做賢位，沒有開悟，沒有成為聖之前的叫賢位菩薩，聖位就是開悟以後，居於十地的菩薩，叫做聖位菩薩。聖賢弟子，多如天空中的星星，各個星星都發出了不同亮度的光芒。
        絕大多數先賢、先聖，都是執一經，修一法者，很多過去的歷史上，比如成就師這些，就是修一法的某一個方面修的，不是學者。知一經的，就像我們中國歷史上研究《華嚴經》的、研究《金剛經》的這些。知一經，修一法的，當然也有精通數部經典而隨機行化的，但此類為數不多。在中國整個佛教史上，像全面掌握佛教知識這樣的大師很少，其中有的側重於治學，有的側重於自修，有的側重於教化，他們都對佛教事業從不同側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但在總體上，全方位地掌握佛教顯密思想體系的、總攬全局者，在佛陀之後，只有龍樹、彌勒、無著三聖，開拓性的繼承三聖偉業的宗喀巴大師而已，他們堪稱佛教宇宙的太陽。第二佛陀就是佛陀之後的佛陀，在歷史上，把龍樹稱做第二佛陀。在藏地，把宗喀巴稱為第二佛陀。
       宗喀巴大師的著作從內容上分為顯密兩類，其中概括性綱領性的著作有菩提道次：《菩提道次第廣論》，有的人說第廣論，這個說錯了，分句、斷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次第就是次序，程序的意思，廣論就是廣說，略論就是略說。菩提道次第廣、略論，就是整個佛教知行、顯宗全部的總和，就是概論，二論就是顯宗的概括。《密宗道次第廣論》，就是密乘的總論。前兩部是顯宗佛法的概論，後一部是密宗佛法的概論，三部論可稱做顯密的綱領，對佛教思想全局做了充分的展示。
       智慧正見是佛教的“大腦”和“眼睛”，在宗喀巴大師的系列著作中，闡釋智慧正見的專著共有六部：《緣起理贊》、《辨了義不了義論》、《中論大疏理海論》、《入中論釋》、《釋義顯現論》、《大勝觀》、《小勝觀》。大勝觀就是廣論裡頭的勝觀部分，小勝觀就是現在我們這本書的後面這個小勝觀。勝觀是講哲學的，正見的。小勝觀，菩提道次略論的勝觀篇，是宗喀巴大師臨終前的著作。宗喀巴大師享年六十三歲，克主傑才五十多歲。所以從宗喀巴當時的年代來說，六十多歲，很高壽了。但是現在看起來，很可惜。宗喀巴如果能活上個八、九十歲的話，那著作就更多了。宗喀巴在臨圓寂的上半年開始寫作略論。所以這個人呀，宗喀巴大師的著作也是一樣的，前期、後期，人都是一樣的，前期不太成熟，年紀大了成熟了，最成熟的就是略論、勝觀，把前面的好多東西的說法都修改了，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學問，各種學術，都是有個前後繼承關係。宗喀巴在開始的時候，薩迦派，他的主要幾個上師是薩迦派的，任達瓦呀，主要是薩迦派的，所以前期的思想印象比較深，四十歲以前，一般的指四十歲之前的著作，像《般若經注蔓論》，是三十二歲寫的，這個簡直就是奇書，達唐朵達瓦，譯師在開始的時候批判宗喀巴的觀點，他提了十八點錯誤給宗喀巴，後來他成了宗喀巴弟子的弟子，就是現在嘉木樣曲吉，就是修哲蚌寺的宗喀巴的大弟子，他成為嘉木樣曲吉的弟子。以後他系統以參閱了宗喀巴的著作以後，他很後悔自己的行為，後面寫了一個宗喀巴贊，就是懺悔性的。他特別地贊到：宗喀巴大師的著作，簡直就是般若的天空，整個地照亮了這個天空。在之前的時候，很多學者，印度和西藏，沒有一個象宗喀巴這樣全面地闡述這個般若莊嚴論，廣、略論，非常地佩服、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