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識活佛：離開家鄉38載

今天，我們的親戚、朋友還有幫助朵什寺修建的人，以及我們村裡的老年人代表，像李大爺90多歲了都來了，還有幾個老漢臨時有事沒有請來。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年到1978年，我在這個生產隊裡勞動改造。1978年落實政策後我就回到縣上去了。現在，離開家鄉已經38年了，回來第一次和大家團圓，過中秋節。

多識仁波切   （2016年中秋，甘肅天祝朵什寺）

我們那時候一起勞動的人大部分不在了，現在剩下的不多了。今年回家鄉和大家一起過個中秋節，除了自己的親戚、朋友，還有我的弟子們，以及鄉里的鄉親，我們都是一家人。現在講地球村，何況我們是一個隊，一個大隊，更加不用說就是一家人了。我過去在這裡勞動的時候，我回憶和老一輩，大家是同甘共苦的，共同勞動的，都是留下了美好的回憶。雖然現在老一輩剩的不多了，大多都走了，我希望今天請不到的、見不到的，我希望超度他們！

我們藏傳佛教、大乘佛教是一個教育人人向善的道德教育，人們就像親朋好友一樣地生活在一起，我們沒有敵人，都是朋友，都是親人。過去有的人說，文化大革命鬥了、打了、提了意見的那些人怎麼對待？我們佛教的理念是，再大的仇恨都不能記、不能報；再小的恩情都要記得，就是要抱著這個原則。

我在文化大革命在隊裡受鬥爭，整個公社萬人會上武鬥我， 1968年那次“12級颱風”，這個名詞現在青年人也許不知道。12級颱風就是鬥四類分子的鬥爭大會，叫“文攻武鬥”。那時候，雖然生產隊裡鬥、大隊鬥、公社萬人會上鬥，我當時就想得通，沒有記恨，記仇，這是當時政策問題，不是哪個人和我有仇恨，我們也沒有仇恨。過去沒有仇恨，現在也沒有仇恨。當時的政策就是那樣的，我當時就想得通，白天鬥我的人、提了意見的人，晚上我不分別，仍舊去給他們看病。上下石溝附近，我都看過病扎過針。治病醫德是最主要的，我沒有個人恩仇、個人恩怨，那時大家提意見、鬥或者打，那是當時的社會情況是那樣的，不怪大家，我當時沒有記恨，現在也不記恨。

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很苦。第一個是窮困，第二個沒有文化，第三個是沒有思想。上面說是鬥，你就鬥；上面說是打，你就打。這個是沒有思想的人，這不怪鬥人的、打人的那些人。所以，幾十年過去了，我們應該和和睦睦。人在世上只能活幾十年，應該慈悲、寬容。這次習主席在20國峰會上提倡“寬容”，很多國家都擁護，說這個提法好。過去是鬥爭，動不動就鬥爭，現在要和諧、和睦、和氣。家庭要和睦、社會要和諧、世界要和平，我們佛教就是講的這些道理。

當時，關於人心，我舉個例子。在陽窪，全公社鬥我們兩個典型的四類分子，一個是我，另一個是龍溝的昝家的小伙子，我們兩個在萬人會上被鬥了。鬥得時候不要說多慘，那是看不下去的。後來聽說我們天堂寺的、別處的親戚聽到了，說我在鬥爭會上被打死了。但是，我現在活得好好的。當時，打的時候，我的嘴非常乾渴。我的二弟、三弟、四弟他們背著我回家的。到路上，三道石峽那個地方，有一個泉水，有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婆子在那挑水。我們到井邊準備要一口水喝。我的二弟說，老奶奶，你的勺子借給一下，我們的這個人快不行了，你能不能給口水喝。那個老婆子說：他還喝水，他喝尿去！不給！！說完就把勺子拿走了。我的兄弟只好用手捧著泉水，給我灌了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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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時候一直是兄弟們背著我回來的，因為打得我昏迷不醒，幾乎半死不活。回來的路上到大山懷這個地方時，現在在我們朵什寺看花的老宋爺—--你站起來大家看一下—--那個時候才是個年輕的小伙子，20歲有沒有？我們在路上的時候，他用酒瓶子里拿來了一瓶子白糖水，悄悄給我說，你喝！那瓶子糖水我喝了以後，救了我的命！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

改革開放我恢復了工作以後，我就報答了他的恩；寺院修建的時候，我又給負責修寺院的仁謙說，那個是我的恩人，我的救命恩人，讓他來看一看花，或者守一守寺院。他活著是朵什寺的人；死了，我們要抬埋。

雖然只是給了一瓶子糖水，但是在那種情況下，非常寶貴。所以，我們有恩的不能忘，哪怕小小一點恩情，都不能忘。或大或小的鬥了的、提了意見的，這些人我當時都不記仇，我們佛教的理念上也不能記仇。他們做的事，我能理解，他們在那種情況下所做的一切，也是為了能夠生活在這個土地上。

我沒有仇人，也沒有敵人，大家都是我的親戚朋友、親人。我一輩子是很坎坷的，從前我經常說，我的一輩子啊，我到天堂也走過，地獄也闖過。

1958年前，我們天祝縣，我第一個主張減租減息，第一個相應黨的號召，減租減息，朵什寺是全縣頭一個；第二個，農業合作化我報名。我說，首先我們的朵什寺就要搞合作化。當時在張掖開會的時候，我們以我的名義要求搞合作化，還給毛主席發了電報。第三個，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朵什寺，賣了300擔菜籽，換了3000多大洋，捐獻了“天祝號”的飛機。抗美援朝，整個人民日報都報道了，“天祝號”的飛機抗美援朝到朝鮮戰場去了。

那個時候，上面很看得起我。第一個，天蘭鐵路通車的時候，天祝的唯一一個代表，我去參加了，我是代表天祝縣去參加的；第二個，我是1956年，全國優秀教師代表，參加全國大會的優秀教師代表，現在還有當時那個先進事跡的圖書資料在。

我1956年就是18級的幹部，我們縣委書記都是21、22級，我是廳級待遇。我和甘南的嘉木樣一塊選上的甘肅省民主青年聯合會的副主席。他現在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常委。我為甚麼沒有要呢？1958年以後，我的黨籍、公職都沒有了，以後恢復時，我再也沒有提過。

1956年，毛主席親自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報告的時候，我們縣上只通知我一個人到省上參加會議。我是18級幹部，我們縣上縣委書記、縣長都沒有資格參加，我去參加了。

1954年全國少數民族代表參觀團，我去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第一批少數民族參觀團，這些都是我很紅的時候，在天堂里走的時候。

1957年，兩條道路的鬥爭，反右派，我看了我是教師，政策上少數民族教師不反右。但是，我們一起的很多教師都被打成右派了，好好的一個教師，第二天早上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出現了，就鬥，就打。老實說，我就不想當教師了，就又回到寺院去了。那種情況我看不慣，回到寺院後我就到拉卜楞寺去學經。

1958年平叛的時候，我在拉卜楞寺時，被以天祝的叛亂分子頭子的名義把我從甘南抓了，當時還有三個縣長，托縣長，李縣長、朵縣長，一個正縣長、兩個副縣長，我們四個人，還有天祝礦的礦長，我們五個被定為天祝縣的叛亂頭子，說我是聯絡參謀長，按他們定下的罪名抓了，抓了以後坐了三年半的監獄。天祝當時抓了很多人，抓了上千的人，回來的只有幾十個人，我是回來的其中之一。

回來以後，1962年“蘭州會議”中央在蘭州開會，蘭州會議以後，落實1958年的問題，結果說天祝沒有叛亂。天祝的全部以叛亂名義逮捕的、改造的，全部解放了、平反了。但那時候，回來的人很少，我們只有20多人回來了，別的全部死到監獄里了。

1962年恢復工作，我又到天祝師範去，到天祝中學當老師。1965年參加社教工作組下鄉。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是以“階級異己分子的”名義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遣返本地改造的。1966年到1978年共改造了12年，而且戴了莫名其妙的地主分子的帽子。後來落實政策時，我就向中央申訴，我說，我的年齡土改時沒有18歲，怎麼划成地主分子了？當時地主分子有一個條件，土改的時候，年滿18歲，而且是當家的地主子女，才算地主分子。

當時莫名其妙地給我戴上了十多年地主分子的帽子。後來，我申訴調查的時候，到縣上翻檔案的時候回答說，沒有給我戴地主帽子的，可能是公社戴的；下到公社一查，公社也沒有文件，公社也沒有戴帽子的說法，說是你們縣上給戴的；他們互相扯皮。後來大隊說，我們是按照公社的指示辦的，我們不知道，你們說要按照地主分子對待的。

我說，莫名其妙地，我戴了12年地主分子的帽子。

文化大革命那時候，隊裡老年人知道，年輕人不知道，生產隊裡每天出工的時候，男勞動每天記十分工，女勞動記八分工，我們四類分子是七分工，而且天陰下雨都不放假。晚上貧下中農開會，地主、四類分子子女，半夜三更還要勞動，我是在那種情況下過來的。

所以，我說這個是甚麼意思呢，就是現在的年輕人，社會環境寬松，社會環境好得多了，文化大革命之後三四十年的發展，非常快。那時候，公社里只有一個電話機，公社郵局只有一個電話機。現在，人人都拿上手機了，可想而知，這個發展到甚麼程度了。

我恢復工作的1980年的時候，我記得，縣上縣委一台車、政府一台車、公安局一台車，再沒有小車。現在幾乎人人都坐上小車了，天堂寺農家樂家家戶戶都有小車了，這個是社會發展了。

我為甚麼這樣說呢？我們過去很吃苦，大家能活到現在的好社會里，都不容易。
我們再說到朵什寺的修建的問題。

上面中央的文件，原來藏區的寺院，都可以恢復，我們天祝有14個寺院，加上連城的寺院那些大概有20個寺院，1958年破壞得沒有了。朵什寺1958年到現在，斷絕了這個寺院，1958年沒有了，幾乎是60年間斷了。

我當時恢復寺院的時候，一個是朵什鄉的群眾要求我恢復寺院，現在王金忠、楊家、還有杜家，粗分屬於部落的那些人，都要求恢復朵什寺，因為別的地方都先後恢復了寺院，我們朵什鄉是最後一個恢復寺院的。

當時我不想恢復，原因是甚麼呢？寺院要有信仰基礎。文化大革命不要說了，就是解放以來，一直宣傳把宗教當做一種迷信、封建思想這樣對待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宗教是甚麼？佛教是甚麼？在思想上，很淡泊了，不認識。因此，信仰的人更少了。這個地方原來是藏區，信仰的人很多，家家戶戶都信仰。解放幾十年後，沒有信仰了，這是我不願意恢復寺院的一個理由。

第二個，以前的朵什寺修在寺掌，後來清末同治時候回民反了以後，把原來的寺院燒毀了。後來民國16年修的是窯洞灣的朵什寺。朵什寺在山坡上，以一個寺院的名義，其實只有幾個僧人，我小的時候就在那裡住著。
我在勞動改造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勞動的時候看中了這塊地方，我說將來有一天能恢復寺院的時候，我就必須選擇這塊地方。我的心中早就有打算，條件不成熟，久久不能恢復。後來他們再三說，有些佛弟子、我的弟子，全國各地都幾乎有我的弟子，他們都建議要修這個寺院。最後我接受他們的建議，答應修寺院。

我想修這個寺院的目的，第一個是佛教傳承。佛教是一個向善的教育，大家做善事，不要做壞事，就是這樣的教育。大家年輕人要孝順父母，尊重老人，是這些教育。想恢復佛教的教育傳承，因為文化大革命把人心都搞壞了，與天鬥、與人鬥，說是其樂無窮。人好像變成了野獸一樣，天天鬥、互相鬥，家裡也互相鬥，家裡的金總司、紅三司造反派，不同的造反派在家裡都鬧彆扭。

兒子鬥老子的事情也有。我們縣上的昝書記，昝書記的兒子是一校的紅衛兵的頭頭。有一天昝書記在群眾大會上被鬥了，回來家裡。他剛坐下吃飯的時候，他的兒子領著一幫紅衛兵來到他的院子，喊了幾聲口號後，他的兒子親自把父親從炕上拽下來，說，你還吃飯？！你交代問題！走資派！壞分子！！就這樣說。昝書記去就給學生低頭認罪，大家都提意見鬥爭。鬥完以後昝書記當時說，我永遠不認這個兒子了。後來，平反了，昝書記還是書記，但是這個兒子沒有臉回家了，他至死沒有認這個兒子，這就是把社會搞亂了。現在社會上，打架的、殺人的、放火的，為甚麼這樣亂呢？根子在文化大革命。

我們恢復寺院，就是把人心轉向善的方面。人、家庭、村子、社會都不容易，應該和睦相處、和諧相處。人又不是野獸，經常鬥來鬥去的有甚麼意思？！
這是寺院恢復的一個意思，恢復善的教育、恢復大家的信仰。中國人最可怕的就是沒有信仰，外國人評價中國人，說最可怕的是沒有信仰，沒有信仰就是沒有信譽，你說話人家不相信。

我到深圳去的時候，有個深圳老闆找我想皈依，做我的弟子。我說，你怎麼想皈依佛教呢？他說，我老實給您說，我在美國有公司，在外面經商的時候，沒有信仰的人就做不成商業，人家不相信。所以，必須有信仰。信仰基督教也好，信仰佛教也好，只要有信仰，人家對方就承認、相信。這樣的環境下，很多人為了經商，信仰佛教的也很多。

現在，我們落後的地區不知道，國際上來說，外國人信仰佛教的比中國人多，大城市信仰佛教的人比農村多，高級知識分子、科學家、記者、演員，還有村裡的，文化人信仰比沒有文化的人多……這是總的趨勢。大家有文化，認識了佛教是好的、壞的，是不是迷信，他有了認識就信仰了。

我們家鄉很窮，大家都很困難。那年我帶來了一個上海同濟大學的教授，看完後他說，你們的村莊怎麼那麼落後、那麼窮？！我說，你怎麼知道？他說看房子就知道，家家戶戶門口堆的是糞堆、廁所，一看就落後，貧窮。

天堂寺原來有18個活佛，後來就剩下秦賽義和我，我們兩個活佛。秦賽義年紀大了，歷史的責任落到我肩上了。我就從1996年開始恢復天堂寺，修了幾個經堂、修了宗喀巴大佛。那時候，寺院很困難，天堂寺的院子都變成農村了。後來班禪大師來，我就給他報告情況。1981年恢復寺院以來，沒有人管。農村都在寺院裡混合著住。這個問題我請求班禪大師向省上反應一下，班禪大師給我說，他給省上說了。但是，省上一直沒有人管，後來給陸克儉—--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省委副書記，他以前是天祝的縣委副書記—--給他說了，我說天堂寺恢復你要幫助一下。那次他來天堂寺，他把武威的地委書記、天祝縣委書記李俊叫到天堂寺現場辦公。當時有幾家回民以及供銷社不搬，後來陸克儉下了死命令，如果限期不搬的話，可以開著推土機把它推掉。這樣一下就搬走了。搬走了以後，我就慢慢搞旅遊業。

當時，天堂村也是反對恢復天堂寺。別的藏區恢復寺院，藏民把多年積攢的錢都捐給寺院了，拉卜楞寺大經堂修建的時候，青海河南蒙旗的一個牧民，馱著一垛子的現金，捐給了修經堂。再說，修建寺院，大家勞動不需要招小工，大家都爭先恐後地去修寺院。但是我們地方變成甚麼樣子了？！恰恰相反，一不願意挪，挪走了以後也不支持修寺院，而且霸佔土地。天堂寺恢復的時候，石頭、沙子都是從農民手裡買。天堂村的人賣沙子、賣石頭、賣土，就那麼掙錢。後來寺院修起來了，逐步發展了旅遊業，周圍的人都搞起了農家樂，我們石溝村的白老師等人都去看了吧？仁謙找了這裡的幾個代表去看了一下。現在四、五十戶寺院周圍的群眾搞農家樂都富裕起來了，一年二、三十萬收入，家家戶戶都買起了小汽車。天堂村是天祝最富的。靠甚麼？靠的就是旅遊業，靠寺院，他們富裕起來了。現在他們認識到了，有的人說，哦，這是靠天堂寺我們才掙的錢！

我這裡修寺院，並不是為了寺院，還是為了周圍的群眾，為了地方的經濟發展，為了周圍的群眾脫貧致富，這是修寺院的一個目的。現在還看不見遠景，寺院雖然修起來了，新寺院嘛，再過十年八年，大家回過頭來看就知道了。
我那天回來以後看了，確實像大家說的，天祝縣境內，除了天堂寺以外，天祝縣境內十幾所寺院中，最好的寺院就是朵什寺了。有的人評價是皇家寺院、皇寺的規格。皇寺一樣的寺院修起來了，怎麼維護寺院、發展寺院，這個就是下一步的打算。我給縣上領導也說了，我們周圍將來應該搞成一個旅遊區。天祝縣的王縣長今天來了說，可以考慮，這裡是將來天祝第一個考慮的旅遊景點。

我這來的人很多都是國外旅遊過的人，他們有人評價說謝家灘也就是我們這個地方，就像瑞士一樣，風景很好，自然環境很好，沒有破壞。我就準備按他們的想法，把這裡搞成一個小瑞士。
首先大家能夠有飯吃，再不要跑到外面低三下四地去打工了。我想的是這個問題，不是我自己有甚麼打算。為了發展旅遊業，為了地方上脫貧致富，把旅遊經濟搞好。現在國內外都是旅遊經濟第一，農業經濟、牧業經濟都不行，勉強糊口可以，發家致富是沒有希望的。現在的年輕人，不願意乾農活了，地沒有人種了，老年人想種地但力不從心了，老了，年紀大了。年輕人跑到外面打工去了，地沒人種了，這樣的話，我們天祝縣這樣的農牧區，農牧經濟沒有希望，只有一個選擇，就是發展旅遊業。旅遊業發展起來大家都可以搞農家樂、經商，各種經濟活動都可以有了。

所以，我想的下一步的計劃很大，詳細的細節今天就不說了。

第一個，今天請大家來的意思，是說明朵什寺修建過程當中，我的侄兒仁謙吃了苦、挨了罵、吃苦受累了。那天我回來以後一看經堂，我自己都覺得震撼！這幾年仁謙把這麼大的寺院、這麼豪華的寺院都修起來了，這個多麼不容易！

第二，靠地方上的鄉親們幫忙、支持，寺院才能搞起來的。我特此表示感謝，感謝修建朵什寺的過程中幫忙的、出力的、策劃的這些人，都有功勞。你們今生的事情辦了，辦得好；死了以後的事情也辦了，修寺院功德無量！

文化大革命以來，我看了一下，好人始終是好。文化大革命不提意見、不鬥人的那些人，始終是好人。韓天德的父親，還有前面來的李老漢等，有那麼幾個人，在那麼樣的大風大浪當中，會上不提一個意見、不鬥人。這些人你看，兒子們多，都起來了。活著的人也活到90多歲了，這個就是現驗現報的，我們親眼看到的。乾壞事的人甚麼下場，乾好事的人甚麼下場，這個一目瞭然，這個就是現實的教育。

今天親戚們都來了，地方上的朋友們、同事們、鄉親們都來了，我希望大家，一塊吃一個團圓飯。今後我就要交代甚麼事情呢？把這個寺院當做大家的寺院，朵什寺就是你們的寺院，不是我一個人的寺院，也不是張家的寺院，是大家的寺院，天祝人民的寺院，朵什人民的寺院。大家就要愛護這個寺院，保護這個寺院，建設這個寺院。建設寺院、保護寺院就是建設、保護自己的幸福家鄉、幸福的生活。

我剛才說了嘛，旅遊業能發展起來，以後就不是現在的生活水平了，大家都會有錢花，有好的房子住，有車坐，那時候應該想到，我們的幸福得來不易。大家要互相團結，親戚也好、朋友也好，大家都是地方上的人，都要戶幫戶、人幫人，這個就是佛教的理念。並不是說，燒香、叩頭、點燈就叫作做佛事了，實際上佛教的理念不是這樣的。幫助群眾、幫助別人、乾好事，這是最大的善。今後要知道這個道理，不是要天天到寺院裡燒香、叩頭，不是這個意思。

孝順老人，這就是善；對朋友忠實，對兄弟團結，這就是善；建立誠信，不要騙人、不要說假話，老老實實的，這就是善。你看很多人，我們城市住的人就知道，食物不安全、蔬菜不安全，這是農村搞的。南方的一些農村自己吃的一小塊沒有農藥的，往外賣的都是打了農藥的。只知道保護自己，沒有別人的觀念。給雞打的都是激素，幾周就長成為幾斤的雞了，豬肉、雞肉甚至麵粉里摻石灰、漂白粉，面都讓人不敢吃了。我們怎麼能這樣做呢？農民需要提高道德素質。老老實實地做人，踏踏實實地做事，神佛就會保護。你盡做壞事，佛也保佑不了你，大家應該懂得這個道理。

我們要一心向善。佛教的定義是四句話，第一句話是諸惡莫作，就是不要乾壞事；第二句是諸善奉行，就是說，多乾好事；第三句話是自淨其意，我們的心要放善良，心中那些不乾淨的垃圾都要清除掉。這個就是佛教。現在，為甚麼全世界那麼多的人信仰佛教呢？因為佛教的理念就是對人類有好處，對未來社會有好處，並不是佛教是迷信啊那樣的說法。

希望大家今天快快樂樂地吃頓團圓飯，我們也沒有機會經常見面。你在我不在，親戚們都碰不到一塊，現在來之不易的機會，希望大家能借此機會理解修寺的動機、目的，大家能夠團結一心，搞好我們以朵什寺為中心的旅遊業，大家把地方經濟發展好，娃娃們學習文化，盡可能上學。我們寺院搞得好了以後，我們有個慈善基金會，我們想辦孤兒院、養老院，資助學生上學，資助病人看病，這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今天亂七八糟的就說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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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整理  殷軍）來源：藏人文化網

照片：索南仁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