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是加強藏漢關係的有力因素 多識仁波切

1.藏漢民族具有共同的信仰基礎

佛教是人類文明的曙光。

公元初傳入中原，至今已有二千年的歷史；第六世紀由唐朝和尼泊爾王國傳到了藏地。吐蕃國王松贊乾布迎娶的不但是唐公主和尼泊爾公主，而且也迎來了唐朝和尼泊爾的兩尊釋迦牟尼佛像和佛教經典，以及傳教的僧人。從此佛教的紐帶結成了，吐蕃與唐朝，吐蕃與印度、尼泊爾之間世世代代的友好關係。這種友好關係的見證是供奉在拉薩大昭小昭寺中的釋迦牟尼佛像和唐蕃會盟碑。

一千多年來，藏族人朝拜大昭寺的釋迦牟尼，就像伊斯蘭教徒朝聖麥加一樣，視為畢生最大的榮幸。從漢藏關係的角度重視大昭寺釋迦牟尼像，比從宗教角度看待這尊佛像更重要。

人類歷史證明，只有共同信仰的民族之間才有相互信任和牢固的團結。藏漢民族的歷史悠久的對佛教的共同信仰，才是這兩個民族彼此相連，牢固團結的基礎和凝聚力。

2.唐蕃之間佛教關係

吐蕃松贊干布於六世紀初，以卓越的武功統一了周邊的四十個酋長國，建立了青藏高原空前強大的吐蕃王國。創造藏文，引進佛教，以佛教信仰統一民眾的思想，制定以佛教十善戒為基礎法律等為吐蕃民眾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以唐蕃王室聯姻為契機，唐蕃之間建立友好邦交關係，開展以佛教為主題的各種文化交流，通商開展物資交流。從松贊干布到赤熱巴堅二百多年中，唐蕃之間保持了以友好為主題的鄰國關係。在這一時期，唐蕃王室的主題信仰都是大乘佛教，中原的大乘和尚來往頻繁，赤松德贊建立譯經院，藏漢僧人協作，從漢文上翻譯了很多佛經和歷史文學、中醫、周易卜算等方面的書籍。

禪宗和尚在拉薩傳法，僧師幫助赤松代贊抑本弘佛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漢地的頓悟禪宗思想對前弘期的密法影響很深，藏傳佛教舊密大圓滿的某些思想來源於禪宗頓悟思想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公元八百四十年前後吐蕃末代王郎達瑪和唐朝的同時滅佛，引起了吐蕃的分裂和唐蕃關係遭到了破壞。很顯然這是共同信仰遭到破壞所引起的政治後果。

3.元、明、清三代藏傳佛教與朝廷的關係

成吉思汗的四皇子廓端王邀請薩迦班智達到涼州（1244年）進行會晤，達成了吐蕃歸屬元朝的協議，薩班《致蕃人書》是薩班對西藏當權者的勸降書，從此西藏加入了中國版圖。

1256年元憲宗蒙哥封噶瑪巴希為帝師，1260年，薩班侄子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為帝師及薩迦世襲法王，管理蕃地十三萬戶，建立了薩迦政權。八思巴為蒙古人創造文字，向蒙古人傳播藏傳佛教，從此吐蕃人與蒙古人有了共同信仰，這種共同信仰就是蒙藏佛教。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礎上的蒙藏友好關係，維持到了現在。值得一提的是，八思巴說服忽必烈終止了每年屠殺十萬個南宋漢人男嬰的，被稱作“薅草”的滅種殘暴行為，輓救了南宋漢人的無數生命。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曾經是皇覺寺僧人，大明王室信奉佛教可以說是祖傳。1372年噶瑪巴若唄多傑覲見洪武皇帝，封為大司徒、齊國公，建立了藏傳佛教與大明王室的關係。1408年，永樂皇帝下詔書派朝臣赴拉薩邀請宗喀巴大師進京，宗喀巴大師年事已高，便委派大弟子先乾曲吉·釋迦義喜代表宗喀巴覲見永樂帝，受封法王，建立了藏傳佛教格魯巴與大明王室的關係。1579年大明萬曆皇帝封三世達賴索南嘉措為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的封號由此得來。明朝一代，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關係平穩和諧，茶馬貿易有了較大的發展。

清朝努爾哈赤在入關前，通過蒙古喇嘛和五世達賴喇嘛建立了關係，1644年清順治登基時，五世達賴喇嘛和四世班禪派使者進京祝賀，順治九年五世達賴喇嘛進京，覲見順治皇帝，晉封法王，賜金冊金印，接待規格很高，當時順治皇帝接待五世達賴喇嘛場景記錄壁畫至今保存在布達拉宮。

清朝十代皇帝都信奉藏傳佛教，奉藏傳佛教為國教。順治皇帝出家為僧，康熙皇帝自稱是阿彌陀佛化身，雍正、乾隆二帝被藏傳佛教界視為文殊菩薩化身。庸乾二帝，曾穿著喇嘛服裝畫像，此畫相至今保存在故宮。

乾隆皇帝為了能直接跟喇嘛活佛對話和閱讀藏文經典，拜三世章嘉活佛為師，學了藏文藏語。乾隆皇帝親自畫的度母唐卡畫和修法時穿的珍珠袈裟至今保存在故宮。甚至乾隆朝宮中樂隊都是由藏傳佛教僧樂隊擔任。

朝廷為了搞好蒙藏關係，在熱河為達賴、班禪修了行宮，乾隆帝六十一歲大壽時請六世班禪進京，求長壽灌頂，封藏傳佛教高僧活佛為國師、呼圖克圖者有多人。直至慈禧太后，虔誠信奉藏傳佛教，被稱為“老佛爺”，萬壽山皇家公園的人造湖是慈禧太后的放生池。皇宮中有藏傳佛教佛殿。清政府採取尊重民族宗教信仰，尊重名族宗教領袖，以穩定邊疆的政策。這種政策對改善朝廷和少數名族之間的關係，穩定邊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當時有“修一座喇嘛廟，勝養十萬大兵”的說法。

在藏人的心目中，大清皇帝不是萬惡的統治者，而是文殊菩薩。因此在藏傳佛教文書和民歌中稱大清皇帝為Jam dbyng guang ma（文殊皇帝）。在佛教信眾的心目中，佛菩薩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藏人的心中皇帝獲得佛菩薩地位，可見人心的歸向達到了何種程度。

乾隆時期屬中國國內民族關係處理得最好的歷史時期，逃亡國外十多萬圖伯特和蒙古人也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章嘉國師給哈爾哈至尊丹巴的一封信，平息了外蒙八部反清的武裝叛亂，乾隆皇帝說：“章嘉國師神通廣大，未動一兵一卒，憑一紙書信，平息了蒙古八部叛亂。”這就是宗教領袖所起的作用。

民國時期，民國政府也很重視蒙藏關係，段祺瑞政府邀請九世班禪在北京和杭州兩地舉行了時輪金剛大灌頂。對班禪的官方接待規格沿襲了清朝制度，非常隆重。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蒙藏事務委員會，曾邀請格西喜饒嘉措大師赴南京擔任該委員會要職，台灣至今保存了蒙藏委員會。蔣委員長仍按清朝國師之禮對待章嘉活佛，1949年去台灣時，請章嘉活佛同去台灣。

解放後到58年前這一階段，中國的民族關係處理得很好，被人們稱作“民族政策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是藏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族關係和諧的最好時期。54年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進京時國家領導人周恩來總理和朱德副主席親臨北京火車站迎接。毛主席宴請達賴班禪，並多次會見達賴喇嘛，進行了親切的交談，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

漢地有將近兩千年的信仰佛教歷史，留下了許多佛教文化寶貴遺產。藏族信仰藏傳佛教也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佛教信仰、佛教文化在歷史上一直是把藏漢兩個民族緊緊連接在一起的紐帶。至今信仰、文化上的關係，仍然保持得很好。而且現在這種藏漢民族之間的超越政治的信仰關係的發展，超過了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不僅在台灣，香港，以及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當中信仰藏傳佛教人很多，而且近三十年來，在中國大陸民眾中信仰藏傳佛教人也在日益增多。這是一個良好的發展趨勢。

1954年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禪進京時國家領導人周恩來總理和朱德副主席親臨北京火車站迎接。毛主席宴請達賴班禪，並多次會見達賴喇嘛，進行了親切的交談，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