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知難而進的勇士 多識仁波切

在十世班禪的家鄉，藏區第一所量學專科學校召開全國因明學術研討會，意義非常重大，我表示良好的祝願！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台灣中山大學一位教授對我說：“在藏學中，最珍貴的寶貝是經藏傳佛教界在印度因明學基礎上創新發展起來的因明學傳承。”這個評價切合實際。整個藏傳佛教顯密教義理論的精度和深度能有所創新提高，功勞當首推量學這一認識論思想武器的運用。因此，將《釋量論》列為五部大論之首。

宗喀巴大師曾在多處說：“在教義的思辨上，經典教言和邏輯推理二者之間，邏輯推理是第一位。”即“理重於經”。藏傳佛教學術性的顯密理論著作，大多數都是用嚴密推理形式組成的，不懂因明辯論的人，即使是懂藏文、懂普通佛學知識的人，也很難讀懂這類著作。這也是藏傳佛教獨有的特色。

我們藏傳佛教的格西都是在因明辯論中訓練出來的。辯經院中培養的格西性格是不輕率盲從任何前人和今人的觀點，對任何知識結論都要經過自己的思辨論證來重新確認，達到排除所有疑點。我們對佛教的理性信仰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受過因明教育的學者，都以邏輯嚴謹、能言善辯著稱。元朝廓端王子對薩迦班智達說：“為甚麼你們藏僧各個都能言善辯？”回答是：“因為我們懂得因明。”阿勒•拉闊仁波切說過：“如果把桑科玖美的知識和丹增嘉措的辯才結合在一起，龍樹無著可能都不是他的對手。”（桑科玖美和丹增嘉措是拉闊仁波切的大弟子，前者是我和十世班禪的經師）。

在《維摩詰經》中記載，佛陀派人去問疾於素以刁難著稱的維摩詰居士時，眾弟子中無人敢去，佛只好派智慧辯才第一的文殊去問疾。近代拉卜楞寺的一位辯才無敵的大格西歐拉攝吾說過：“如果文殊菩薩來和我辯論，他的慧劍也未必能勝過我的舌頭。”藏區流傳的這類佳話很多。

以上事例說明，因明學在藏傳佛教的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以及生活實踐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量學變成了藏民族智慧的源泉。

解放後有一篇漢地學者寫的《因明研究論文》中說：“藏傳佛教中，宗喀巴師徒在因明學中摻入了宗教色彩，降低了因明學的科學價值。”這位學者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說這樣的話並不奇怪，遺憾的是這些言語表明，這位學者根本就沒有接觸過《集量論》、《釋量論》原著和任何疏論。其實，佛教因明二祖——陳那和法稱的《集量論》和《釋量論》、《定量論》就是為了破除古印度各種外道的形形色色神學、哲學、邏輯學的錯誤觀點，建立佛教量論（認識論）和論證佛法正確性而創建的一門新型的學科。印藏學界都認為《集量論》和《釋量論》是“佛教經典總釋”，克珠傑大師將“集量、釋量”二論，詮釋為戒、定、慧佛教“三學”中的“慧學總釋”。不需要饒舌解釋，“二論”的本身內容就是最好的證明。即使是佛教量學有“宗教色彩”，也是佛教量學本具特色，而不是宗喀巴師徒加進去的。

馬克思說：“辯證法在佛教中達到了很精細的程度。”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佛教徒處在理性思維的高級階段。人類到釋迦牟尼佛時代，辯證思維才成熟。辯證法最初來源於佛教。”我認為佛教量學就是“佛教徒處在理性思維高級階段”的典型標誌。

量學包括很多內容。“因明”是量學一個組成部分，相當於藏文的རྟགས་རིགས，即“論證學”。“量學”梵文是པྲ་མ་ཎྰ, པྲ是“新”義、“最佳”義；མ་ཎྰ是“量”（動詞），即認識。藏文譯作ཚད་མ，即正確認識、新的認識。

認識分兩種，一是直接認識，稱現量；二是間接推理，稱比量。因明是經過推理，達到間接認識的方法論。因此，量學不僅僅是推理思辨的工具，而且是小乘經部認識論、大乘唯識論哲學理論寶庫。所以前蘇聯科學院院士齊爾巴茨基稱《釋量論》的作者法稱為“印度的康德”。因此，研究、翻譯藏傳量學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掌握佛教哲學知識，尤其是經部哲學理論和唯識學理論。

藏傳佛教學界有一句俗語：“釋量論難解，明義疏難背。”意思是說《釋量論》深奧難懂。法稱指定大弟子天王慧為《釋量論》作疏的故事，便能說明釋量論義理高深難懂。天王慧解說釋量論的《釋量論疏》第一稿被法稱閱後丟在火爐中，第二稿被扔在湖中，看了第三稿後，法稱說：只理解到字面意思，看來我身後沒有人能理解此論的本意了。感到很絕望，所以在《釋量論》中添加了一句：“如像河流流入大海一樣，此論最終消歿在我身中。”這說明瞭理解《釋量論》的難度。

霍金說：“至今，真正理解相對論的只有兩三個人。”以此聯想，至今真正理解透了《釋量論》的學者恐怕也寥寥無幾。這種情況在克珠傑的《釋量論疏·真理之海》和嘉曹傑的《釋量論疏·解脫道明示》對前人的種種錯誤見解的批駁中，可見一斑。

做學問沒有坦途捷徑可走，只有知難而進的勇士，才能取到深海明珠。我希望學習研究量論的人都做這樣的勇士！

——多識仁波切2014年8月因明研討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