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藏傳佛教與漢語人群中的高牆

        翻譯就是一種語言和文字轉換成另外一種語言和文字的工作。語言是表達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全世界共有三千六百多種不同的語言，語言不同的民族和語族之間相互交流的需要產生了語言和文字的翻譯。

       日常生活中的彼此交流是最基本的交流，最簡單的語言交流是口語翻譯。只要懂得翻譯和被翻譯兩種語言，就能翻譯。但人類較高級較複雜的交流要靠文字的翻譯。從事文字翻譯是一門嚴肅的科學專業。國內外各大學都設有培養各類翻譯人才的專業系科，國內各民族院校設有翻譯研究生專業。從事翻譯工作專業人員，至少要必須掌握以下三個方面知識：

1.完全掌握翻譯和被翻譯的兩種語言。

       不但要熟練地掌握翻譯和被翻譯的兩種語言，而且要掌握兩種語言的語法規律、修辭特點、表達方式、感情色彩以及各自語言流行的時代環境和所代表的歷史文化特點等等；

 2.要精通翻譯原文所涉及的專業學科知識和有關知識。

       佛教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人心的淨化劑。通過人心的淨化，達到人類社會的淨化，這就是佛教的根本宗旨。用佛經上的話來說，就是“心淨，穢土也是淨土；心不淨，佛國淨土也是穢土。”無論是大乘小乘、顯宗密宗，凡正宗佛教都離不開這個宗旨，凡背離這個宗旨的言行說教，無論裝扮得如何冠冕堂皇，都是需要加上引號的東西。

       佛教問世已有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在這兩千多年中，人類社會以無常的規律，經歷了無數次的滄桑巨變，隨著人類社會的變遷，人類的思想文化起了新舊交替和迴圈的多種變化。但在無常的生滅長河續流中，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超常存在如佛法者，也許是絕無僅有。
 
        佛教本身作為一種思想文化，從形式到內容也脫離不了否定之否定的發展規律，經歷了無數次興興滅滅。但是佛教所揭示的生命和物質規律以及道德價值觀念，因符合事物的客觀規律和理想的生命境界、生存狀態的要求而獲得了永久性的生命和價值。這就是佛教在人類歷史上存在如此久遠，而且在現代社會中仍能植根于人心的土壤中，像璀璨的明珠一樣放光，超越疆域國界和人種民族界限，從普通民眾到高級知識階層，受到廣泛歡迎和支持的原因所在。
 
       佛教是一門哲理內涵很深，包括知識門類很廣的綜合性學科。翻譯科學各學科專業理論，必須是精通其專業的專家。同樣，翻譯佛教經論，翻譯者必須是兼通顯密、三乘、十明的佛教專家，這樣才能準確翻譯出文字背面的廣深含義，臨時憑查詞典進行翻譯的人無法做到這一點。
 
3.要掌握翻譯理論知識和技巧。

       翻譯理論是人類歷史上經過無數次翻譯實踐的經驗總結。翻譯理論有綜合理論和各學科領域擬定的分支理論。如，唐玄奘提出譯經原則和乾隆國師章嘉活佛主持蒙譯藏文《大藏經》工作時制定的翻譯原則等是關於佛經翻譯的理論原則，也適應其他專業領域的翻譯。
 
       在中西方眾多翻譯理論中，清末思想家、翻譯家嚴複提出的“信、達、雅”三字原則，是翻譯理論的高度概括。“信”是準確表達原文含義；“達”是譯文傳情達意，能夠使讀者明白瞭解原文的含義；“雅”是要求譯文文理通順，修辭工整優美。這三字原則看起來容易，但在翻譯實踐中必須服從，卻又是難度很大的要求。只有從事翻譯工作多年的專業人員才能感受到翻譯工作的難度，非專業人員無法理解。
 
       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文詞轉換，而是將一種思維模式和代表這種思維模式的特殊的語法和詞彙形式，轉化為另外一種思維模式和語法詞彙形式的高難度工作。如有人對我把宗喀巴大師的著作《佛法三根本要義》譯為“三根本”覺得“欠妥”，理由是沒有譯成某些人採用的“三主要道”一詞。我之所以沒有把gzo wo一詞譯為“主要”而譯為“根本”，是經過再三考慮的。我認為“主要”不等於“根本”。如“十三僧殘”屬比丘僧主要戒，並非根本戒，“四墮戒”才是根本戒。如三士道修行的各個階段，下士道主要法是認識無常，修三皈依、十善；中士道的主要法是認識世苦，生起出世心，修戒、定、慧；上士道主要法是修慈悲心、報恩心、發菩提心，修六度四攝。三士道包括大小乘一切佛法，上述各法，哪個不是主要法？文殊菩薩囑咐宗喀巴大師要抓住三個根本：出離心、菩提心、見無我智慧。無此三法，就不入佛道；無出離心和見性智慧就非佛道；無菩提心，即使修六度四攝，也非大乘道。在這個意義上才譯為“三根本”。不懂原文的深層含義和原語文的表達習慣、文化背景，僅從字面上理解，或者對照詞條有限的字典進行翻譯，那是最拙劣的翻譯。
 
       如宗喀巴大師的中觀哲學名著《緣起理讚》，有人按字面意，譯作“緣起讚”。但這“讚”，不是讚頌“緣起”，而是讚頌佛陀自悟“緣起即性空，性空即緣起”之理，並向世人宣說其理的偉大事蹟。整部《中觀論》就是宣說緣起之理，講解推理規則。因此在譯文中絕不能缺“理”字，但加上這個“理”就等於校正了此前的同類譯文，打破了陳式，使人覺得不順眼。再比如藏文《釋量論》有三譯，漢文《般若心經》也有鳩摩羅什、玄奘、義淨三譯，再而三的翻譯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更進一步趨於準確化。我在翻譯時，不用古詞舊語，著眼在表達準確化和語言通俗化兩個方面，這些方法和原則並非標新立異。
 
        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東西，不同的民族和語種由於各自歷史文化背景不同，所形成的思維模式也截然不同，表達其思想習慣的語言的語法詞彙也有所不同。在翻譯工作中，至少懂得三種不同語言的人，在進行各語言語法的相互參照對比後，才能認識到這一層。
 
       翻譯上允許個性的存在。對同一部著作翻譯，由於譯者對原作知識理論的專、精差別所造成的對原文理解的深淺程度不同，由於對原作的語言文字掌握的廣度、深度、精度不同，再加上譯者文化水準和語言表達風格不同，所翻譯的作品也就因譯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十個人譯同一部作品，就會有十個不同的版本。這在翻譯上是允許的。正如前面所說藏文《釋量論》前後共譯過三次，漢文《般若心經》有鳩摩羅什、玄奘、義淨的三個譯本，文字完全不同。現在通行的《心經》是鳩摩羅什譯本。在三個譯文中與藏文《心經》比較接近的是義淨本，而羅什譯文是掐頭去尾的不完整本，對比玄奘、義淨本便知。英國莎士比亞的戲劇，1949年前後在中國翻譯的兩種版本截然不同，這類情況在翻譯上屢見不鮮。翻譯上還有一條重要原則是：譯文要使用當代流行的語言，要適應當代社會的語言環境。做不到這一條，就達不到傳情達意的“達”字的標準，其譯文等於是廢品。
 
        宗喀巴大師在《般若大義金珠蔓論》中所說“以愛深愛度眾生”中日常“愛欲”代表的“愛”一詞，指的就是大悲心，這裡是頌揚無著菩薩的功德。所以，我在《愛心中爆發的智慧》系列書籍中用“愛心”一詞，並不是隨心所欲的翻譯。我把大悲心比做愛心，是依據了經典並考慮到了世俗的習慣，因為現代社會較廣泛地使用“愛”這個詞來表示奉獻愛心。
 
       有的人不理解，不知道“愛”這個詞的來源，說佛教是反對愛的，怎麼能用“愛”來代表大悲？其實佛教反對的不是愛，如果佛教反對愛，那就錯了。那些自私的，使人變得狹隘、墮落的，成為貪嗔癡根源的愛欲或者愛執，需要破除。而廣義的愛、大愛，是大乘佛教的智慧所產生的根源。“愛心中爆發的智慧”是為了和其他的智慧，比如世俗智慧、外道智慧、小乘的自利智慧或自我解脫智慧相區別而提出來的。
 
        人普遍地都有智慧，這是人和動物的區別。但智慧有多種，以印度來說，除佛教以外就有九十六種外道，也就是有九十六種世界觀，都是根據各自的智慧見解提出來的。各種宗教都有它自己的智慧。再比如人們在搞科研、創造發明時也須有智慧，無論是做什麼事情，都離不開智慧。但智慧的本質不一樣，有的是大智慧；有的是小智慧，也叫小聰明，能產生小功利；有的是正當的智慧；有的是不正當的智慧，比如說世俗上的詐騙者騙人，也有一定的智慧，沒有智慧騙不了人。這些都是世俗智慧、外道智慧。小乘佛教的智慧，是自利智慧、自我解脫智慧。
 
       大乘佛教的智慧則始終是以利益眾生為主的智慧，這種佛菩薩的特殊智慧不是天生就有的，是以熱愛眾生、無私無畏的利眾大悲心為動力，修禪定和智慧二度產生的智慧。沒有大悲心，完成不了六度；修六度中的禪定、智慧二度才產生大智慧。愛心與智慧互為前提，不能分離，所以叫做“愛心中爆發的智慧”。佛經中說：“與智慧分離的慈悲、與慈悲分離的智慧都是枷鎖。”
 
        漢文佛經的翻譯始于漢朝，終於唐末。漢地的佛教興盛期是魏晉南北朝和唐宋。那時的佛經翻譯家們遵循了“使用當代流行語言，適應當時社會語言環境”的翻譯原則，在社會上起到了廣泛傳播佛教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彙，出現了新的文體：變文、詩詞、小說、戲劇等。時至今日，佛經已成為脫離時代的古文字，早就進了古文博物館的收藏文獻櫃。佛經成了除了那些專門研究古文的極少數專業人員而外，就連許多文科大學生也看不懂的神秘文書。
 
        現在社會上信仰佛教、喜歡佛學的人在日益增多，但古文佛經的文字關，就像萬丈懸崖橫空，擋住了通往佛國的通道，使許多虔誠有志之士望而卻步。那些深藏智慧妙理、肩負教化重任的三藏寶典，像死囚犯似的，一部部被關進終年不見天日的塵封上鎖的藏經櫃中，變成了寺廟的裝飾品。大多數出家僧人，想學也看不懂經文，只好放棄學習成天念阿彌陀佛了。真是可歎可悲! 看到這種情況，那些心存大志的佛門弟子不知有何感想呢？！
 
       藏傳佛教翻譯佛經始于西元七、八世紀，結束於十五世紀，前後共有三百多譯師參與佛教經論和印度十明文化的翻譯工作，形成了三百多函木版長條《大藏經》。
 
        從八世紀到十二世紀，對藏文翻譯工作做過三次改革，改革的重點是翻譯文字中剔出古詞古語，簡化拼寫成分，統一書寫標準。藏文就是一種口語化的文字，沒有文言和白話的區別。除了八、九世紀翻譯的經典中夾雜少量的方言古詞和佛教術語而外，沒有群眾聽不懂的因素。許多由藏文翻譯成英俄等外文而再轉譯為漢文的書籍，因為沒有受到漢語古文名相的影響，十分通俗易懂，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這是符合了譯文時代化、口語化要求的結果。

       中國從“五四”運動放棄古文，採用白話文以來近百年了。這期間中國社會和思想文化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學術和社會領域的譯文、作文都實現了通俗的口語化，這是順乎時代發展、合乎大眾利益的偉大壯舉。1949年後，中國所採取的諸改革措施當中，文字改革是一項高瞻遠矚、卓有成效的改革。解決了難認難寫的問題，成倍地提高了書寫的工作效率，節省了時間。現在是知識爆發的時代，把時間浪費在認字、寫字上是毫無意義的生命消耗。

        我的家鄉安多華銳藏區，是在日常生活使用藏漢兩種語言的藏區，我在過去6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使用的是藏漢兩種語言文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曾擔任過家鄉天祝藏族自治縣翻譯室主任之職，後來又擔任過甘肅省民族語文翻譯委員會主任一職。從1985年以後在西北民族大學藏語言文學院先後擔任藏漢翻譯研究生專業的指導教師和藏文文學和藏傳佛教博士生導師。​

       根據一生從事翻譯工作的實踐經驗和參照古今中外的翻譯理論，我制定了我個人的翻譯目標和翻譯標準。我認為翻譯的目的就是在深刻理解原文原話含義的基礎上，將譯文所用的思維模式、語法特點、詞彙形式，原原本本地傳達給讀者。寫作和翻譯的服務對象是廣大讀者。譯師首先要考慮的是譯文服務對象。要考慮服務對象的普遍的文化水準，社會上普遍流行的語言狀況。

       其次，要考慮時代特點和翻譯所面臨的現實文化環境等因素。脫離群眾，脫離時代發展潮流的任何行為都是自取滅亡的行為。郭沫若先生曾經說過：“翻譯是再創作”。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員都有這種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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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任何一種學科，都首先面臨的是該專業特有的術語。如有現成術語，何必費腦筋創作呢？中國在“五四”時期翻譯外文作品，碰到新的名詞，多數用譯音。如“賽因斯”、“德莫可拉希”、“布爾喬亞”之類，後來聰明的翻譯家們創造了，“科學”、“民主”、“資產階級”等新的詞彙。 同樣，佛教是印度傳來的，佛經的原文是梵文。佛教術語是漢文中沒有的詞彙。古代中國的翻譯家們用自己的智慧解決了術語問題。

       解決術語的辦法之一是借用梵文詞彙。如，佛陀、菩提薩埵、陀羅尼、摩羅、布特伽羅、奢摩他、毗缽舍那、般若、達摩之類，這類借用詞所占比例很大。這類詞彙存在的缺點之一是非漢語詞彙，無法從字面上瞭解其含義，要靠詞典閱讀；缺點之二是，其讀音不准。漢文是非拼音文字，古今讀音不同，南方北方讀音不同，許多譯師按自己的方言譯音，造成了讀音上的混亂和脫離梵文的不倫不類的奇特現象。如，“佛陀”一詞的梵文音是“布達”；“阿彌陀佛”的梵文音是“啊木日丹巴”；“彌勒”的梵文音是“彌知”；“文殊師利”的梵文音是“曼卒希日”等等。這和梵文詞彙發音距離多大呀？！一般詞彙讀音不准問題不大，但密咒是通過聲音的特殊震動頻率起作用的，如果發音不准就會影響它的功效。如，心咒的發音本來是“嘎代、嘎代”，卻譯作“揭諦、揭諦”之類。

       古代中國的翻譯家們解決術語的辦法之二是，按梵文詞義，譯師們自創名詞。這些名詞都是按魏晉隋唐時期流行的古文創造的，除了使用習慣了的一些名詞外，大多數已成遠離現代漢語的古文詞彙而壽終正寢了。

       為了彌補舊譯佛典經論脫離時代、文不達意的缺點，當代已有有志之士，從事佛經用通俗的現代漢語重譯和注釋的工作了，這項工作才開始，而且進展緩慢，尚需發大心者努力。
無論藏文佛教名相，或者漢文佛教名相都是歷代翻譯家們根據梵文詞義創造制定出來的，並不是什麼上帝或那個神靈、佛祖制定出來的，為什麼不能更改、不能創造呢？皇帝、皇妃，宰相、衙役之類的舊名相被淘汰後，就不能創造主席、總統、總統夫人、總理、員警之類的新名相了嗎？佛陀的黃色袈裟，可以改成灰色長袍，難道晦澀難懂的舊名相就不能改成通俗易懂的新名相了嗎？試問因循守舊的翻譯者們，這是哪家的邏輯？！

       在“之乎者也”的古文舊詞不能用的情況下，佛經翻譯工作者，要順著時代人心，打破僵死陳腐的一切框架，自創通俗易懂的現代漢語佛教哲學詞彙，進行開創性的翻譯工作。翻譯者絕不能因循守舊、固步自封，做容不得改革創新的腐朽勢力的殉葬品。通俗化，大眾化是佛教的本意。佛經《東山偈經》中說：“度世諸佛陀，如不順世俗，佛陀與法性，世人不能知。”聖提婆在《中觀百論》中說：“度化村野人，須用村野語，他語不能度。”釋迦牟尼是雅利安人釋迦族，他的母語是梵語，說法主要用梵語，同時用多種語言說法。如在《般若部經》中說：“佛陀說法語，天龍藥叉語，鬼語與人語，所有眾生語。”郭芒尼瑪在《諸教派論》中引印度經疏語說：“佛教方便引度，不必處處依梵文。”梵語是宮廷貴族語，普通老百姓用的是巴利語、大眾語。大乘經典是梵文，南傳小乘佛經是巴厘文。梵文在印度早已成為死去的文字。梵文傳承雖然在藏傳佛教中保存了下來，但現在梵文經典除梵文研究人員外，已無人識讀。

        根據有關專家的研究，隋唐時期，佛經用語在當時還算是比較通俗的書面語，並不違背面對大眾的佛教傳播初衷。時至今日佛經古文譯本已失去其本有價值，這是歷史發展使然，是諸法無常規律使然，是諸法空理使然。如果千年前的文言古語依然暢行如故，那倒合了真常外道的萬物永恆不變的觀點了。但抱著常見、抱殘守缺、固步自封、因循舊習的可憐蟲們，企圖倒轉歷史車輪，做復古夢，可笑複可憐啊。

    （本論文是綜合多識仁波切關於翻譯原則見解的三篇文字彙編而成，現標題由編者所加。三篇論文其一為臺灣聖地文化出版社《愛心中爆發的智慧》2006年11月版前言；其二為仁波切所撰論文《談翻譯原則》；其三為甘肅民族出版社《密海燈塔：多識仁波切駁論文集①》中《關於兩種佛性和翻譯問題簡述》一文。）

圖、文：多識仁波切
​攝：義喜拉姆